《中华法系的新探索：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
元、明、清时期，随着西南地区与内地联系的不断加强，经济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同时，文化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西南各族人民有着与内地不大相同的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和礼俗。据《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和《元史·乌古孙泽传》所载，元代云南的情况是：“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子弟不知读书。”至元二十九年，乌古孙泽任广西两江道宣慰副使时，当地的情况也是“荒远瘴疠，与百夷接，不知礼法”。行省成立以后，十分重视传播内地的封建文化，这也是元朝开发西南边疆的重要任务之一。
至元十七年（1280），元帅史格平定海隅后来到桂林，目睹桂林府学旧址一片废墟，乃令“按故址而图立新之”，修复后的府学，建有大成殿、戟门、讲堂和藏书阁等，为当地的壮族子弟学习内地文化创造了条件。在桂林府内，南宋嘉定年间曾刻有“丁杞舍奠”二图，是“郡庠之旧典礼”，历来被学者崇为“教化之大端”，元初兵火之后，二图皆已毁坏。大德元年，鲁师道为静江路儒学教授，重新复制二图，岭南广西道肃政廉访副使藏梦解为之撰文，名为“释奠性历器服图”。此外还有延祜五年岭南广西道邝茶等人刻写的“释奠位序仪式图”，皇庆元年兵部郎中杜与可撰写的“静江路修学造乐记”，碑石均保存在桂林中学内，为研究元代今广西地区的教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贵州方面，皇庆二年（1313），曾于贵阳地区建文明书院，在顺元路儒学教授何成禄以后，“郡中人才勃兴”。延祐四年，普定路军民总管府判官赵将仕在普定“立学校，明礼义，通商贾”，也使当地的教育事业得到发展。
长期以来，云南因地处边陲，文化水平与内地相比有一定差距。大理国时期，由佛寺培养的白族知识分子“师僧”虽“往往读儒书”，但仍“少知六经者”。元代以前，“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赛典赤来滇，即“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他就任伊始，首先提出兴办庙学，并于今昆明、大理两地首设儒学提举。其办庙学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对封建文化的传播，使人民“举知风化”，便于统治。至元十三年，赛典赤于今昆明首建文庙，庙址在五华山右。赛典赤首先捐出俸金购买地基，其他行省官员也“例割己俸以资之，其木石之价、式役之费不取于民而用以足”。十六年赛典赤死后，其孔庙由继任平章政事脱脱木儿续建。孔庙落成之日，“八月上丁行释奠礼于新官”，盛况空前。官府令蜀士王荣午为教官，择官民子弟就学。当时任中庆路总管的张立道也为云南的庙学出了不少力。本传云：“（至元）十五年，除中庆路总管……立道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岁时率诸生行释祭礼，人习礼让，风俗稍变矣。”而大理的庙学则于至元乙酉（至元二十二年，1285）始建。修建庙学的工作得到了行省官员和当地土官的大力支持和通力合作：“中奉大夫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郝公天挺实倡其议，大理路军民总管段信苴忠闻而喜日：‘文物胜事也，力有不给于我取。’”庙学建成之后，“每遇秋春二丁告朔既望，僚属学官请胥弟子环例于殿堂之下，礼毕明经，观者如堵”。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