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地方行政研究史料钩沉》：
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
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梁漱溟（1893-1988），以儒学指导行动，强调回到本土的价值观和空想的地方自治主义，而彭禹庭却把他的组织建立在乡村社会不可无视的自卫上。梁漱溟等离河南后，应山东省府之请，于十九年组设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曾是冯玉祥的部下，此前任河南省主席）的授权之下，1931年研究院在邹平县开办。此时梁以改村治之名，而明标乡村建设之论，故国人目为乡建派。一批所谓村治主义者如梁仲华、孙廉泉、王炳程、陈亚三、王绍常当等齐集该院，主持邹平等县实验工作。和（梁漱溟所景仰的）陶行知在晓庄办的学校一样，梁漱溟办的研究院也力图训练一种特殊类型的乡村干部：主要来自富农或地主家庭受过教育的青年，了解农村的生活方式，能忍受农民的穷困，并能与他们无隔阂地交往。
儒家思想的影响非常显著，这显示出这所学校日常工作的特点。
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实验，基本上是依靠本土的儒家改良主义，对干部学员进行道德灌输和个人自我修养的训练，再推及农民农家。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系承前河南所设村治学院之遗规”，“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地方自治打成一片，以乡学村学为建设中心，可谓超越县政，涵盖自治”。（李宗黄《考察江宁邹平青岛定县纪实》P5-6），得到省政府授权，有邹平、菏泽（“昔为盗匪出没之区，对于自卫最为需要”，组成“有训练在武装农民自卫团体”，成绩明显。）两个县的行政实际上交由该院管理。这种管理模式在1933年被国民政府加以合法化。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区到1937年超过70个县，国民党政府此举显然是既谋求控制，也想从当时正在进行的各种乡村建设项目中得利。
剑桥中国史乡村建设运动：
邹平的地方组织，县以下的行政区划符合以前存在的“自然”区域，以自然村和明显的集市区域（乡）为单位；废弃了南京政府法定的较大的、更属人为的区和乡。乡和村级行政实体称为“学校”，与他们对农民进行教育和推动的途径一致。梁漱溟认为，从下层开始的建设要求政府通过教育和推动农民，慢慢地、不唐突地工作下去。他认为“过多的限制，过多的主动‘帮助”’，只会有损于社会，实于事无补。民众中如果没有相应的积极精神，政府机关忙碌而进取，影响所至，对民众只能是额外的负担。
乡建派自有其一贯之理论与方法。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由于兵匪苛征等政治性之破坏，外国经济侵略的经济性之破坏及礼俗风俗激变的文化性之破坏，致使中国社会机构日趋破落，向下沉沦，此种向下破坏沉沦之结束，乃造成“社会组织构造”的整个崩溃，充其极将造成国族沦亡，文化毁灭。同时，因为：1.“民主政治运动，在中国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模仿运动，大多数人无此要求”；2.中国民众穷苦非常，仅足一饱，无法过问政治，加以工商不发达，交通不便利，无人为民主政治之中坚，亦无人愿参加政治活动；3.中国人不爱“争”，不爱“动”，且中国政治哲学重性善，而其人生价值之认识在“理”，求其适可而止，绝不乐于政治舞台上之你争我夺。故以西洋民主政治挽救中国，自非其道。然以：1.中国阶级分化不明，缺乏共产主义革命之基础；2.中国“缺少革命对象”；3.共产主义缺少统一理论，故循苏联共产经济之路，亦难免缘木求鱼之讥。且乡民愚昧无知，土劣从中操纵，侈言地方自治，徒成苛政扰民，别无他益。彼等据此视点：归纳救国之道于乡村建设，企循乡村建设之路，以发展乡村文明，调和都市与乡村之关系，并认其间之基点，唯在知识分子之能与乡人由接近而混融，作“一种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接气的功夫”，俾两力互为作用，交相转化，以此融混而成之大动力，完成政治上之民主，经济上之合作，社会上之厚俗，以“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使经济上的富，政治上的权，综操于社会，分操于人人”，“社会重心从都市移植于乡村”。至其上下交相融之途径，则又在开出一“新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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