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
我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我们是一个具有战略重要『生的同盟。我们是美国在西南太平洋唯一的正式盟友。而且我们处在横跨印度洋与太平洋的独特位置，美国可以使用我们在这两洋的港口，这对它维持它的全球角色非常重要。
只要美国还要继续在亚洲、西太平洋、印度洋乃至中东、非洲保持影响，那么澳大利亚就始终有它的价值。而美国退回到东太平洋则澳大利亚的地位就大大下降，因此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总是澳大利亚最为热衷的事业。即使在杜黑（ Giulio Douhet）的“空权论”提出后，这个逻辑仍然有效，因为以美国跟亚洲大陆的距离来说，要保证有效的制空权，必须在合适的地点设置基地，不仅供飞机起降补给，也为导弹发射及拦截提供设施。澳大利亚在西北角（ North-WestCape）设有海军通讯站，中部在松峡（Pine Gap）设有太空防务研究基地，曾经还在南部努伦加（ Nurrungar）设有太空通讯基地，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利益形成支撑。其中松峡卫星站成为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个重要基点和有机组成部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作为中等强国的澳大利亚，其战略价值也必然需要通过加强澳美军事同盟来实现。
二、从联盟理论看澳美同盟
联盟研究的奠基人物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在他的《联盟中的国家》一书中将同盟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反对另外一个更强大国家之间的正式联盟；一旦达到目的或失去敌手，同盟或联盟就会解散。摩根索（ Hans Joachim Morgenthau）在《国家间政治》-书中谈到联盟时也表示：假如一国相信自己的力量强大到不需要外援就足以自保时，它就会避免结盟。③这些观点都说明联盟行为对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更为重要，联盟行为往往成为中小国家在面对威胁时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选择。就澳美同盟来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可以说力量强大到不需要外援就足以自保，加上美国传统上的孤立主义仍然对外交保持影影响，它在太平洋地区本来是不欲结盟的。相比之下，澳大利亚表现出强烈的结盟需求，希望通过与美国结盟来缓解自己的安全焦虑。美国确立冷战战略后改变了原本不结盟的初衷，开始在西太平洋排兵布阵，与其他“自由世界”中的国家联合欲建立自己的联盟体系。亚洲朝鲜战争爆发，促使美国下决心把战败的日本塑造成自己反共的一枚棋子，又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建立了澳新美、美菲等同盟关系。
斯蒂芬·沃尔特（ Stephen Walt）用威胁来解释结盟的角度进一步增强了联盟理论的解释力，它揭示出澳大利亚在澳美同盟产生以及发展过程中主动出击的缘由。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看到另一个国家实力增强进而变成一种潜在的威胁，它就会通过加强自身力量或通过与他国结盟来保护自己的安全。”①威胁的水平不仅受到实力分配的影响，也受到地缘的毗邻性、进攻能力和侵略意图等因素的影响。对威胁的认知将行为主体国的主观性因素包括进来，大大增强了对结盟原因的解释力。⑦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与亚洲国家的地缘毗邻性加深了它对自身安全的危机感，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证明了亚洲国家（日本）有足够的进攻能力和侵略意图，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加重了这一忧虑。他们认为，冷战时期苏联及中国对自己所造成的威胁一点也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差，而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显得更为可怕，这些都进一步刺激了澳大利亚结盟的心理预期。另外，1949年8月，北美和一些主要的欧洲国家组建了北约，以对抗所谓共产主义思潮以及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扩张。而澳大利亚作为西方国家的一员，在地理上更接近受到共产主义影响的东南亚，心理上比欧美国家更加惧怕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蔓延，却被排除在北约之外。这加重了澳大利亚的孤独感和被遗弃感，这促使具有强烈西方认同的澳大利亚转向寻求与一个同宗同源的西方强国结盟。
历史文化联系及政治文化的接近也是解释澳美同盟起源的重要角度。美国学者约翰·多兰斯（ JohnC．Dorrance）等在从多角度探讨了澳美同盟关系的起源时，也强调应对澳美间存在的利于结盟的同质性因素予以重视。共同的历史和政治价值观、类似的民族起源和文化、贸易和投资的联系，以及战时形成的同盟确保了独特的亲缘性和广泛的共同的民族利益和目标。但是需要指出，文化以及价值上的同质性仅仅是澳美结盟的一个有利条件而非决定性条件，至少它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的同质性更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却疏离英国，转投向美国的怀抱。因此本文认为，就澳大利亚建立与美国之间的联盟的初衷，主要还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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