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界围绕美国对外战略演化逻辑的研究形成了分别以体系和国家为核心变量的三种理论模式。然而，这些理论模式的自身缺陷使它们始终无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因果解释机制。基于此，本书提出一个以社会联盟为切入点的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国内社会变量纳入研究范畴，表明以美国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为出发点，其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逻辑本质上体现的是一个以国际体系压力为干预变量、以国内政治过程为中介变量、以国内社会联盟格局演化为核心变量所形成的因果作用链条。以这一理论构建为基础，结合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进程，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演进可以具体划分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起、衰落以及瓦解三个阶段，而直接推动上述阶段性演进的美国国内政治运作机制则经历了从“党派合作”——“强总统、弱国会”到“政治极化”——“弱总统、强国会”的变迁过程。当前，在国际体系压力“碎片化”和国内社会结构“两极化”的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的未来走向将难免呈现出“钟摆”式特征。
一、 “老”问题与“新”视角
1. 本项研究的缘起
2009年12月1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美国军事学院就当时陷入困境的阿富汗安全形势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说。他指出，基于塔利班组织再度兴起给阿富汗政府甚至地区稳定带来的严重威胁，美军在阿富汗的现有兵力已不足以有效应对这一新的挑战。基于此，美国政府决定进一步调整对阿政策，向该国增派3万余名美军士兵，以尽快扭转不利局面、恢复阿国内和平。与此同时，奥巴马在演说中为此次增兵设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条件，强调这部分增派的地面部队将于2011年7月前撤回，并保证阿富汗不会成为“第二个越南”，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将以广泛的国际协调和盟友合作为基础，最终目标是彻底结束战争。［1］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奥巴马的这次演说传递出一对相互矛盾的信息：一方面，美军增派大规模地面部队的做法显然意在对塔利班组织形成进一步威慑，是对既有干预政策的强化和升级；另一方面，这次调整中明确规定的18个月撤军期限又极有可能造成一种消极后果：既然塔利班组织清楚地知道美军撤离的时间表，那么它完全可以等待美国力量退出后再从事大规模恐怖主义活动。［2］正如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在回应奥巴马上述演说时指出的，“尽管总统极力向民众表明我们不会再一次深陷战争，但问题是，敌人也听得到。”［3］
透过以上这些看似矛盾的信息，不难发现，奥巴马在作出此次关于阿富汗政策调整的重要决策时，本质上面对着来自国际和国内两个方向的“交错压力”（cross pressures）。一方面，作为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最高决策者或国务家（statesman），他需要有效应对塔利班崛起给美国带来的国际政治压力；然而另一方面，作为民主党及其国内支持者的政治联盟领袖（party/political coalition leader），他又必须考虑自身所在阵营强烈的反战立场，承受着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4］具体而言，如果奥巴马政府无法对塔利班组织的再度兴起进行及时且强有力的回应，阿富汗局势的持续恶化不仅会危及地区安全，而且将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然而，由于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首要外交目标就在于改变乔治?布什（George W.Bush）政府时期美国的单边主义战略，通过推行全球战略收缩（strategic retrenchment）扭转过度扩张的困境，从而将主要精力及资源用于国内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复兴，因此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不可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其军事力量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撤离时间表。就国内政治来说，由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内政外交等广泛议题和领域都出现了日趋严重的“极化”（polarization）趋势，奥巴马决定增派地面部队所展示出的强硬态度，主要是为防止共和党人就国家安全议题对其施压；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派兵的同时提出明确撤军时间表的做法，则意在回应他所依靠的民主党国内政治联盟的整体诉求，尤其是党内反战派的利益偏好，对反恐战争进行淡化处理，以最终确保其核心政策议程——国内经济和社会的自由化改革——得以顺利推进，防止反恐战争成为“奥巴马版”的越南战争。［5］
由此可见，在国际、国内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奥巴马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进行了看似相互矛盾却又有着深刻内在逻辑的战略调整，而且从结果看，对阿富汗增加战略投入的压力最终让位于美国进行全球战略收缩以推进民主党国内核心政策议程的需要。这一事实表明，国内政治联盟的诉求连同与之密不可分的个人及其所在党派的政治利益，是奥巴马制定对外战略的决定因素。可以说，这就是美国向阿富汗增派地面部队的同时设定撤军时间表的根本原因。
奥巴马面临的上述双重压力在美国外交史上屡见不鲜。与之相应，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分别发挥着何种作用的问题，也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例如，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法国著名政治学者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由于美国推行以两党制和权力分立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政府在制定对外战略时不得不解决由决策“政治化”（politicization）所带来的低效率这一难题，这就导致美国的外交实践难以充分满足其作为一个大国的战略需要。［6］另一方面，代表国际关系传统主流理论的现实主义（realism）则认为，地缘政治及其背后的国家利益考量始终是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变迁的决定因素，两党与它们各自代表的政治力量尽管在各类国内议题上存在大量分歧和斗争，但是“政治止于水边”（politics stops at the water s edge）——两党在国内议题上形成的相互斗争态势不能影响外交上的团结协作——的戒条历来是美国大战略制定的最重要原则之一，因而以权力制衡为特征的国内政治制度并未对外交构成实质性影响。［7］
通过回顾历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外交史可以发现，以上两种研究视角均无法就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演化背后的逻辑给出令人满意的学理解释。首先，运用权力相互制衡的国内政治制度来观察美国外交存在“机械化”的根本缺陷。例如，近年来美国总统和国会、民主党同共和党在对外战略上的确表现出了日益明显的党派性（partisanship），致使美国外交大体上呈现出一种扩张（expansion）与收缩（retrenchment）不断交替的“钟摆”状态；然而在冷战时期，两党以及行政—立法机构却在对外战略方面有过长期有效的合作，形成了具备跨党派（bipartisanship）特征的“冷战共识”（cold war consensus），最终帮助美国成功地构建起一套稳定的、以对共产主义阵营进行遏制（containment）和在所谓“自由世界”推进多边国际合作为核心内容的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战略。［8］毫无疑问，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无法根据国内政治制度给出逻辑一致的论证。其次，认为地缘政治在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变迁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现实主义观点，则忽视了美国作为一个“单元”（unit）所具备的内部多样性和复杂性，将国际体系层面的影响泛化、绝对化。［9］例如，现实主义理论无法说明为何同样处于冷战对峙的两极格局之下，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兴起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70年代以后便趋于衰落直至瓦解，进而导致两党在对外战略上的分歧和差异逐步取代了共识与合作；［10］类似地，它也无法解释为何同样处于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同小布什政府却在美国对外战略选择上出现了方向性的差异。［11］
基于此，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在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化中各自发挥着何种作用？如何将两者在逻辑上进行关联、统合与拓展，才能构建一个更为系统并更具说服力的解释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理论框架？为了完成此项任务，我将致力于结合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外战略史连同其政治发展史，在系统梳理既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体系、国家和社会三个层次的研究变量，提出一个新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的“社会联盟理论”（theory of socialcoalition），以系统探究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根本动力及其政治运作机制，并由此找到研究其战略实践的正确路径。
2. 研究对象及其界定
美国的对外战略或曰“大战略”（grand strategy），通常指的是该国为了实现其安全（security）、权力（power）、财富（wealth）和价值观（value）等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而对军事、外交以及经济等手段的综合运用。［12］从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到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巴里?波森（Barry Posen）以及托马斯?克里斯滕森（中文名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尽管大量学者的相关研究具体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一致认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本质就是利益与权力、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平衡与统筹。［13］毫无疑问，这种解释暗含了一项重要假定，即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一个明确和统一的概念，因此其对外战略的目标就在于有效回应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种挑战，维护并增进其利益。很明显，上述假定反映出的是一种长期以来主导国际政治（包括美国对外战略）研究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范式，即抽象掉影响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将国家作为一个内部统一和同质化的单元进行分析，认为国际体系压力对美国对外战略产生的影响是直接和线性的。然而就像美国学者本杰明?福德姆（Benjamin Fordham）指出的，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多元化特征，国际体系压力在任何时期对美国国内不同的政治行为体（political actor）所造成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这就导致国内行为体在外交上的利益诉求及其对国际体系压力的认知迥然不同，甚至经常出现矛盾，进而使得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成为各类国内行为体进行博弈的“政治斗争”（political conflict）的结果；忽略这一点，我们便无法就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及其变迁给出合理的解释。［14］
无独有偶，研究美国对外战略国内政治根源的著名政治学者彼得?特鲁波维茨（Peter Trubowitz）也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并非为分析其对外战略的“预设前提”，而是国内各个地域之间进行博弈与斗争的“政治产物”。因此，国家利益以及为了维护这种利益而制定的对外战略，本质上并不能体现美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全貌”；这也意味着，从严格意义上讲，美国并不存在统一的“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事实，就必须将研究视角从国家（national）层面转移到地域（regional）层面，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界定所谓国家利益（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进而把握美国对外战略制定背后的逻辑。［15］正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战略界围绕“美国是否衰落”展开的学术辩论，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代表的“衰落派”更多地是以美国传统中心东北部（Northeast）的视角来看待美国面临的挑战，而以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为代表的反对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将论点建立在美国南部（South）和西部（West）新兴产业在信息革命中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基础上。显然，从不同观察视角出发，两者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16］
本书对美国对外战略的界定和研究同样建立在反思“结构主义”并将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纳入分析范畴的基础上。我认为，美国对外战略本质上是一个由体系、国家以及社会三个层次的变量相互作用的产物；在其形成和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国家/政府（state/government）以及国内社会（civil society）分别扮演着干预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中介变量（intermediate variable）和核心变量（core variable）的角色。具体而言，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并不能直接塑造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它必须通过对国内行为体施加影响来发挥作用：一方面，由于美国以地域（region）、社会阶层（social class）和产业部门（industrial sector）等为代表的国内社会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征，体系变量对上述社会变量既有可能产生相似的影响，也有可能造成不同的冲击，从而极易使它们在外交上形成趋同或差异化的利益诉求（interests）、对外部环境的认知（perception）和相应的战略选择倾向（preferences），并在此基础上构成相互合作或彼此竞争的各类“社会联盟”；［17］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一直奉行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制度，这些社会联盟便得以通过影响基于选举产生的总统和国会议员等政治精英的政策立场，而在国家/政府层面形成具有互助（logrolling）或对抗（confrontation）性质的各类政治联盟（political coalition）。最终，以国会政治为中介变量，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便成为在这一政治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多数联盟（winning coalition）意志的集中体现。基于此，本书认为，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及其演化所蕴含的根本机理是一种建立在社会联盟格局变迁及其力量博弈基础上的政治学逻辑，其中美国国内多元化社会利益（societal interests）之间的共识与冲突是其根本动力。这也是我将本书题目设定为“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的原因。
3. 选题意义与价值
挖掘并厘清美国对外战略运行背后的逻辑与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解释其演化的学理框架，是我们更为准确和深入地了解美国外交的前提。由于当前学术界主流的美国对外战略研究范式，无论是传统的体系中心论，还是冷战后兴起的国家中心论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在解释力和逻辑性方面都存在各自的不足，因而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在上述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反思、整合与创新。具体而言，本书的这一选题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第一，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也是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相互叠加作用的结果。因此，只有明确且系统地考察国际政治、经济因素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才能就这一问题给出具有说服力的学理解释。基于这一考虑，这一选题致力于从对体系、国家和社会三个层次变量的研究入手，揭示出它们在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变迁背后扮演的具体角色及其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最终表明美国国内社会力量及其政治博弈在美国外交中发挥着最为根本性的作用。毫无疑问，将国内社会因素纳入研究范畴，并将其与体系、国家层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是一种更为综合性和层次化的视角，也是对该领域研究的一次全新尝试。［18］我将试图表明，这对于我们更为科学地认识美国外交背后的逻辑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在梳理和明确美国对外战略演化逻辑的基础上，这一选题还试图阐释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在不同时期的政治运作机制，亦即在不同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得以实施的方式，从而丰富和完善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此外，在这些不同的政治运作机制下，应该分别以何种理论视角或研究路径对美国外交进行观察和分析，也是本书致力于解决的一个学理难题。在我看来，这一研究取向对于把握过去和当前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具有较大的启发性，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外交的历史延续性及其背后的动因，并在此基础上更为准确地分析其未来走向。
第三，从中国学者的主体性出发，这一选题还意在表明，充分理解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背后的动力、机制与进程，对于中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有着重要现实意义。一直以来，我们在观察中美关系的过程中总是更倾向于从结构主义和地缘政治进行切入和分析，习惯将美国的对华战略假定为一种高度理性化并精心设计的“方案”。这一选题带给我们的启发在于，如果深入考察美国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就会发现其对华政策的本质同样体现出的是一种政治学逻辑，这对于我们更为全面和科学地看待中美关系、制定对美外交战略具有显而易见的政策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 既有研究的综述
“历史每讲一遍，都会有所改变。那些长久令人困惑和兴奋的历史谜题似乎永远不甘屈从于唯一的谜底。”［19］二战结束至今，美国一直是首屈一指的全球超级大国，其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影响力遍及全球，因而围绕美国对外战略所进行的研究始终是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点。随着这一领域相关探索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挖掘美国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逻辑，从而更为深刻地诠释历史、把握现实并找到研判未来的线索。概言之，已有的学术成果可依据其研究路径或理论模式分为三类：体系中心论（system centered approach）、国家中心论（state centered approach）以及试图将体系变量与国家变量结合起来进行梳理和考察的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本节将从上述三种研究路径出发，集中对既有的理论解释进行回顾，并分析和比较其优势以及不足，从而为后文提出一种更具包容性与说服力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奠定基础。
1. 体系中心论
以体系为中心的研究路径一直以来都占据着国际关系和对外战略研究的主导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本身蕴含着一种对于任何国家的对外战略都强有力并且普遍化的影响。［20］从这一事实出发，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只有体系层次的研究才能完成建立国际政治理论的任务。［21］在体系中心论者看来，体系的结构性特征决定了单元/国家（包括美国）对外战略的根本走向，因为“体系特征是发生作用的因素，单元特征是受到这种作用影响的因素，体系特征的变化导致了单元特征的变化。”［22］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强调的：“国际体系层次的分析是对国家进行比较分析的前提。”［23］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体系层面固有的结构（structure）便成为单个国家对外行为的逻辑依据。因此，只要我们系统地考察国际体系层面的变量，就能对国家的战略行为作出分析与预测。［24］概言之，体系中心论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抽象了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以民族国家（nation state）间的外交互动建立理论假设，因此体系中心论者也被称为结构主义者。［25］就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而言，体系中心论者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类：（1）在理论层面，将美国视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单元，以探索单元一般行为模式的方式揭示出美国对外战略的相应特点；（2）在实践层面，根据理论分析的结果探究美国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逻辑。接下来，围绕这两个方面对体系中心论者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总结。
首先，在理论层面，持体系中心论的学者认为，一国对外战略形成和变迁背后的核心动力就是来自国际层面的“结构性压力”（structural pressure）。［26］按照现实主义的一项经典理论假设，国际体系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根本上是一个混乱且危险的无政府体系。因此，身处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安全，都将不得不依靠对于权力（power，这里指的是经济、军事等硬权力）的积累与运用。［27］现实主义者虽然承认国家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但却认为这些“特性”会被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抹去，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致力于增强自身权力、保障国家安全，从而提升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或是防范潜在的战略威胁。其结果是，体系中所有的国家都会按照同样的逻辑制定各自的对外战略。［28］然而，在承认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因素对国家战略行为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前提下，现实主义者从对国家战略偏好的不同理解出发，分别产生了基于权力假设的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以及基于安全假设的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由此得出了关于国家行为模式的两种结论。
以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压力促使国家在对外战略方面追求的目标是权力最大化，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极度稀缺的资源，国家总是为安全而担忧。［29］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国家无法知道它们是否获得了足够的安全，但它们却知道，一个拥有更多权力的国家比一个没有权力的国家更安全。”［30］结果是，各国纷纷把扩大自身相对于别国的权力作为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来壮大自己。最终，当一个国家的权力足以使之成为体系霸主的时候，该国才能获取绝对意义上的安全。［31］总之，在这一学派看来，国际体系为国家采取进攻性或扩张型的对外战略提供了强大诱因。当然，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也承认，国际体系压力虽然促使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着权力最大化的战略偏好，但同时也经常在实践中对其造成阻碍。因此，“权力最大化”的目标应建立在理性计算的基础上，亦即国家并非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能够进行对外扩张。例如，米尔斯海默就主张美国在冷战后推行“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战略，从而降低对外战略成本，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维持。［32］
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相反，在防御性现实主义看来，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并非稀缺资源，相反，安全是充足的。［33］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要想保障自身生存，最理想的策略是保持体系均势并在武器技术上实现进攻与防御之间的平衡；在这一基础上，国家之间还可以通过合作维持国际和平。［34］因此，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核心观点是，权力最大化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危险的，因为进攻性或扩张型对外战略总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战略制衡（strategic balancing），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失败，甚至危及自身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全是国家的首要目标，权力只是达到安全的手段，只有坚持权力“适度”的原则，才能在体系中生存下去。［35］此外，按照该学派中“攻防理论”（offense defense theory）的观点，二战后核武器的产生已经改变了过去“进攻—防御”关系中有利于进攻的状况，从而消除了大国战争的一个重要隐患。［36］总之，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以及二战后的时代条件都表明，防御性战略优于进攻性战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虽然都承认国际体系因素在国家对外战略形成和变迁方面的决定性意义，却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这就表明，体系中心论者在国际体系与国家对外战略选择这两者之间仍未建立起严格的因果解释机制。［37］同时，这种情况也揭示出体系层次理论所蕴含的一大内在矛盾或悖论：一方面，国际体系压力与对外战略之间需要纳入更为具体的变量，才能发展出分析和预测国家战略行为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这种努力又不可避免地会破坏体系理论本身的简约性和普遍性。［38］因此，体系中心论的上述问题反映到美国对外战略的研究上，便会导致解释力不足、不同流派的理论外沿过于宽泛以至于其分析结果的伸缩性太大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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