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
2.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
在考察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唐士其教授指出，中国的发展已经深刻改变了当今世界秩序——中国的发展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基本面貌，改变了世界的基本力量格局和权力秩序，而且将继续改变这种格局与秩序。同时，中国的发展已经与当下的国际关系体系产生了某些结构性冲突——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而中国的发展又冲击着国际秩序，这表现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在激化，而且这些矛盾从外围逐步走向中心。这些矛盾和冲突使中国面临一种非常特殊的处境。①
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现有的国际秩序中既有合理的部分，也有不合理的部分，因此中国在融入国际秩序的时候应该是有选择的融入。这方面代表性的学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叶自成教授。他指出，中国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关系，不是融人世界还是改变世界的关系，也不是遵守现行秩序还是推翻现行秩序、建立新秩序的关系，而是要在融人世界的过程中逐步改变世界、改造和改良国际秩序，亦即在现有国际秩序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国际秩序。②叶自成教授提出了许多十分深刻、合理的见解，这里面有三点尤为值得引起关注。首先，他认为，对现有秩序应有合理的分析，不能不加以区别对待。现有秩序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两个部分，包括公开的规则和潜规则两个方面。一方面，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准则构成了现有秩序的基础，它们是现有秩序中的合理成分，不能抛弃。另一方面，大国特权、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强权政治，以西方文明为中心、将西方价值观作为普世性标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做法，以及发达国家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组织中的优势地位，则是现有秩序中不合理的、潜规则的部分。其次，即使对现有秩序中的不合理部分，也要区分为不合理但符合现阶段实际、合理但不符合现状和既不合理也不符合现实情况三种情形。第一种如大国特权，它不合理，应当完全予以取消，但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有存在的必要性；第二种情形如大国拥有核武器和核不扩散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现行秩序的组成部分，它基本合理，但却不符合现状；第三种是美国在现行秩序中的特权地位的问题。再次，由于形成新秩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在现阶段，中国在国际秩序方面应该以遵守和维护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准则为主。①
另外一些学者对于国际秩序与中国的关系显得更为乐观一些，即明确把中国定位为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宋伟在《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是否有利于中国？》一文中指出，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基础之上，国际秩序的原则理念和决策程序总体上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和精神。他认为，当自由主义从一种国内政治规范演变为一种国际政治规范之后，它的应用就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依然是自发、平等、平衡，强调个体权利和自由，但是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不再是个人，而是国家。因此，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规范在应用这些核心原则时，虽然依然关注人权的保护这一核心的价值目标，但更多的国际政治规范是有关国家之间的自发、平等和平衡的。正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规范的这种包容性、开放性，使得基于它的战后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也是相对包容、开放的、非零和的。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逐步从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反对者、被排斥者，成为了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受益者。通过融入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国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不断获得自己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成为世界上各大经济体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这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动力。中国坚定拥护国际政治秩序中的主权平等原则、民族自决原则、集体安全原则，反对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这些深刻地体现了自由主义的精神。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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