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乱兴亡：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
《宋书.竟陵王诞传》记载大明三年建康民陈文绍上书为其父饶诉冤、吴郡民刘成“诣阙上书，告诞谋反”、豫章民陈谈之“上书诉枉”，三人的控诉虽然各有名头，但中心话题都是说竟陵王诞在密谋造反。陈文绍谓父饶为司空诞府史，“恒使入山图画道路，勤剧备至”，诞又对宋孝武帝有不满言论，云“小人辈敢持台家逼我”。刘成则谓其子“道龙昔伏事诞，亲见奸状。又见诞在石头城内，修乘舆法物，习倡警跸”，道龙因泄漏刘诞反状而被捕杀。陈谈之的控诉更上层楼，谓刘诞已在实施谋反行为：其弟咏之为刘诞府吏，曾“为诞奉送笺书”，“恒见诞与左右小人庄庆、傅元祀潜图奸逆，言词丑悖，每云：‘天下方是我家有，汝等不忧不富贵。’又常疏陛下年纪姓讳，往巫郑师怜家祝诅。”陈咏之因泄漏其事而被害。不管是否真有冤情，这三人的上书所针对的都是当朝皇帝之弟，而以谋反大逆的罪名进行控诉，在正常情况下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想象的。之所以会出现接二连三的上书控告，只能有一种可能，即宋孝武帝授意而为，是孝武帝消灭其弟刘诞计划的一个重要环节——制造罪证。而“道路常云诞反”，也是孝武帝为了消灭刘诞影响社会舆论从而制造罪证的表现。《南史》卷一四《宋宗室及诸王下·宋文帝诸子‘竟陵王诞传》简略记载此三事，云：“（大明）三年，建康人陈文绍诉：‘父饶为诞府史，恒使入山图画道路，不听归家。诞大怒，使人杀饶。’吴郡人刘成又诉称：‘息道就伏事诞，见诞在石头城内修乘舆法物，习唱警跸，向伴侣言之。诞知，密捕杀道就。’豫章人陈谈之又上书称：弟咏之在诞左右，见诞与左右庄庆、傅元礼等潜图奸逆，常疏陛下年纪姓讳，往巫郑师怜家咒诅。咏之与建康右尉黄达往来，诞疑其宣漏，诬以罪，被杀。按道就即道龙，当以《宋书》所载为是《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宋纪十一》“孝武帝大明三年四月”条仅载后二事，云：“会吴郡民刘成上书称：息道龙昔事诞，见诞在石头城修乘舆法物，习唱警跸。道龙忧惧，私与伴侣言之，诞杀道龙。又豫章民陈谈之上书称：弟咏之在诞左右，见诞书陛下年纪姓讳，往巫郑师怜家祝诅。咏之密以启闻，诞诬咏之乘酒骂詈，杀之。胡三省就两人上书事分别作注云：“此盖言诞为扬州刺史时。诞时一心奉上，必无是事，刘成诬告之也。”“刘道龙、陈咏之盖先皆为诞所杀，其父兄希指诬告以报子弟之仇耳。”胡氏的判断符合情理，道出了事实真相。
在制造社会舆论的基础上，陈文绍、刘成和陈谈之的上书诬告为宋孝武帝消灭刘诞找到了直接的“证据”，如此大逆不道，自然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上乃使有司奏日”，奏文长达一千多字，极陈刘诞不可饶恕之罪状，甚至连当年平定刘劭和刘义宣时刘诞的功勋也都被说成了罪过，谓其“元嘉之末”“拜受伪爵，欣承荣宠，沈沦奸逆，肆于昏放”，后“持疑两端，阴规进退。陛下频遣书檄，告譬殷勤，方改奸图，末乃奉顺。分遣弱旅，永塞符文，宴安所莅，身不越境，悖礼忘情，不顾物议”，“竟有何劳，而论功伐”。“当惟新之始，绝苞苴之贡，忠孝两忘，敬爱俱尽。乃征引巫史，潜考图纬，自谓体应符相，富贵可期，悖意丑言，不可胜载。遂复遥讽朝廷，占求官爵，侮蔑宗室，诋毁公卿，不义不昵，人道将尽。荷任神州，方怀奸慝，每窥向宸御，妄生规幸；多树淫祀，显肆袄诅，遂在石头，潜修法物；传警称跸，拟则天行，皆已骇暴观听，彰布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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