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汉兵，男，1979年出生，经济学博士，副教授，任职于西华师范大学商学院，研究方向，生态经济，土地经济。公开发表该研究方向论文近20篇，其中5篇被CSSCI收录。

　　《生态资源利用的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对一种新的类型的资源——生态资源的配置与利用进行系统的经济学分析（或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一类新的对象——生态资源的配置与利用），拓展和丰富了传统经济学特别是资源经济学的理论内容。传统经济学由于历史原因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将生态资源的配置与利用排斥在自己的分析对象之外，这在当时生态资源尚属于一种非常充裕的自由资源时是合理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于人类经济活动能力的增强，超过了生态资源的更新能力和承载能力，生态资源开始变得稀缺，尤其是各种生态服务的急剧减少，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甚至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健康，导致今天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生态安全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对这类资源的配置和利用进行分析就很有必要，本文系统分析了生态资源在其物质性产品和生态服务两种产品与服务利用间进行权衡选择的规律（包括规范的和实证的），以实现生态资源这种新的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实现其利用的社会效用较大化，大大拓展和丰富了传统经济学特别是资源经济学的理论内容。

　　《生态资源利用的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
　　3.1.5 中央政府生态资源利用行为的效率评价
　　鉴于我国的国体特征，中央政府是代表全社会利益的，是为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服务的。在生态资源的利用上，中央政府的主观动机是追求生态资源利用的社会总效用最大化，应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关于生态资源利用的理性目标是一致的、重叠的，事实上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做的。然而，当我们考虑具体的约束条件，中央政府的良好动机未必就能实现其预期结果——基于社会理性的社会效用最大化，而是可能存在效率损失的。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构成中央政府行为的主要约束条件一是信息问题，二是决策执行过程中的激励不相容问题。
　　首先，信息问题。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在一个假想的无信息成本的世界里构造了完全竞争市场的理想模式，认为完全竞争市场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率配置，有效地提升社会福利。后来经过西方国家长期的经济实践，人们发现只靠完全竞争市场并不能自动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现实中资源配置的非效率现象比比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人科斯认为，利用市场机制是有成本的，发现价格、交易谈判都需要花费成本，现实经济并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也就是说，要利用市场信息必须付出找寻信息的成本。在这种发现的启发下.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勒建立了系统的信息经济学体系。信息经济学在今天正大行其道，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改变了过去很长时间人们事实上所默认的信息的获取不需要成本这一观念，转而认为获取信息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事实的确是这样，人们的决策是基于掌握的信息的基本前提，只有掌握了一定程度的信息，人们才可能作出相应的决策，而要掌握信息，就必须花费时间、金钱等去收集、分析、加工信息等。所以获取信息需要花费成本的，因此现实中获得的信息就不是越多越好，越准越好，只能是一个最适度的最优信息水平。“经济分析并不认为所有市场参与者的信息是完备的，并不认为所有参与者的活动不存在交易费用……经济分析已有一套适度或合理积累信息的理论，它表明，承担重大决策比次要决策——选购房屋，操办婚事比购买沙发、面包——需要更多的信息投资。获取信息需要成本，因此信息通常是严重残缺的，这一假定可以解释在其他分析中用非理性行动、随意行为、传统行为或不明智行为解释的那些行为。”①
　　以这种观点来看中央政府获取信息的行为，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理性人的中央政府，在对于生态资源利用的决策上，也不可能花费过多资源去获取完全的信息，只能是获取一定程度的适度的信息。同时，由于处于整个政府体系的最高层面，管理的幅度和范围太大，加上全国的生态资源种类繁多，分布地域广泛，各种生态资源的自然技术属性、生态服务能力和水平、社会对各种生态资源的物质性产品和生态服务的具体偏好、生态资源提供者的生产技术等信息都非常复杂和个性化，中央政府要想获得这些方面的准确信息其难度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中央政府由于获得的是关于生态资源利用的不完全信息，导致现实中其获得的信息有可能与真实情况产生偏差、产生信息失真和扭曲。而在失真和扭曲的信息基础上作出的关于生态资源利用的决策也就很难完全准确地反映社会效用水平。此外，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中央政府获取有关生态资源利用的信息渠道比较单一，主要通过行政渠道获得，采取下级逐级上报的方式，公众参与非常有限。而由于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与中央政府目标函数不一致，其有可能产生有利于自己利益的谎报情况的道德风险。这样就更加剧了中央政府的信息扭曲程度，导致在这种扭曲的信息基础上作出难免有失偏颇的生态资源利用政策。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良好的主观动机因为信息的限制可能导致好心办坏事的结果，产生生态资源利用政策的非效率。现实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例如20世纪过度的围湖造田、填海造地政策就造成了如今不可挽回的生态服务代价。因此，在信息的限制下，中央政府主观上对生态资源利用的社会效用最大化追求的善意愿望，在客观上也有可能造成违背初衷的结果。改善的办法：一是改革公共决策的规则、程序，让民众广泛参与，以获得有关生态资源及其利用的方方面面的真实信息，为作出科学合理的、符合实际的生态资源利用政策和制度提供基础；二是根据我国的实际，中央政府应根据生态资源利用的客观形势，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以引导微观主体的决策，尽量少采用或不采用直接干预微观主体决策的政策方式，避免造成无谓的效率损失。要充分利用市场，不要代替市场主体作决策。这就又涉及改革我国生态资源的产权制度的问题，我国实行的是生态资源国家所有的公有制，这就难免国家一中央政府直接参与决策、配置生态资源，比较合理的改革办法应该是保持一定量的生态资源国家所有，同时放开使用权，让市场主体通过市场交易竞争获取生态资源的使用权，由市场主体自己作出决策，这样既保证了效率，也实现了国家作为所有者的产权收益。
　　……

第1章 导论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选题背景
1．1．2 研究意义
1．2 关键概念界定
1．2．1 生态资源
1．2．2 利用
1．2．3 利益相关者
1．2．4 行为
1．3 相关研究综述
1．3．1 关于整体自然资源利用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
1．3．2 关于某种自然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利用的研究
1．3．3 关于自然资源生态服务功能及价值的研究
1．3．4 关于生态资源利用的利益相关者行为的研究
1．3．5 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1．4 研究思路与章节安排
1．4．1 研究思路
1．4．2 章节安排
1．5 研究方法
1．6 研究创新点

第2章 生态资源利用的社会目标分析
2．1 生态资源的多用途性与稀缺性
2．1．1 生态资源的多用途性
2．1．2 生态资源的稀缺性
2．2 生态资源利用的社会目标分析
2．2．1 生态资源利用的社会目标内涵分析
2．2．2 生态资源利用的社会目标模式分析（一）
2．2．3 生态资源利用的社会目标模式分析（二）
2．3 生态服务经济价值论
2．3．1 生态服务经济价值的内涵
2．3．2 加入生态服务生产的社会生产理论体系
2．4 我国生态资源利用格局的非效率特征检视
2．5 本章小结

第3章 生态资源利用的政府行为分析
3．1 生态资源利用的中央政府行为分析
3．1．1 政府行为假设
3．1．2 中央政府行为假设
3．1．3 中央政府关于生态资源利用的行为逻辑
3．1．4 中央政府生态资源利用行为的现实检验
3．1．5 中央政府生态资源利用行为的效率评价
3．2 生态资源利用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3．2．1 地方政府行为假设
3．2．2 地方政府关于生态资源利用的行为逻辑
3．2．3 地方政府生态资源利用行为的现实检验及效率评价
3．3 本章小结

第4章 生态资源利用的供给者与需求者行为分析
4．1 生态资源利用的供给者行为分析
4．1．1 生态资源利用的供给者行为假设
4．1．2 生态资源利用的供给者行为逻辑
4．1．3 生态资源利用的供给者行为检验
4．2 生态资源利用的需求者行为分析
4．2．1 生态资源利用的物质性产品需求者行为分析
4．2．2 生态资源利用的消费性生态服务需求者行为分析
4．2．3 生态资源利用的生产要素性生态服务需求者行为分析
4．3 本章小结

第5章 生态资源优化利用的制度安排
5．1 生态资源优化利用的实现模式
5．1．1 生态资源优化利用的实现模式（一）
5．1．2 生态资源优化利用的实现模式（二）
5．2 生态资源优化利用的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
5．2．1 生态资源优化利用的制度需求
5．2．2 生态资源优化利用的制度供给
5．3 生态资源优化利用的市场主导性制度安排
5．3．1 市场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5．3．2 市场制度在生态资源利用上的适用性与优势
5．3．3 生态服务市场制度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5．4 生态资源优化利用的政府主导性制度安排
5．4．1 政府主导性制度安排的必要性
5．4．2 政府主导性制度安排的主要内容
5．5 生态资源优化利用制度安排的案例分析
5．5．1 基于市场主导的生态服务有偿使用与提供案例
5．5．2 基于政府主导的生态服务有偿使用与提供案例
5．6 本章小结

第6章 研究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