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消费思想研究》：
（二）班固的干涉主义消费思想
统一的西汉王朝由盛渐衰，后经绿林、赤眉起义和王莽篡权，西汉灭亡。公元25年，刘秀在绿林军的协助下，以武力击败了篡位的王莽，夺得帝位，仍定国号为汉，建都洛阳，年号建武，是为汉光武帝。到公元一世纪中叶，经过光武帝、明帝（58～76年在位）、章帝（76～89年在位）三代的治理，东汉王朝已经逐渐恢复了往日汉朝的强盛，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之为“光武中兴”。但是，潜在的危机日渐显露，社会政治由稳定向外戚、宦官交替当政的动荡局面发展。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东汉王朝一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在政治、经济上进行政策调整；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思想文化，加强思想统治。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元前136年），到西汉末年，儒家不但独占了学术思想界，甚至独占了官场。到了东汉初年，宣传“大一统”的新儒学不但受到统治者的推崇，更成为那个时代的政治家的使命和追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班固的《汉书》应运而生。
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年的历史，成为紧继《史记》之后最为重要的一部史书。
《汉书》在总体布局上继承了《史记》的体例，但又根据时代变化，作了适当调整和改造。班固与司马迁在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际遇等方面有极大的不同，他在著史特别是有汉一代的历史经济问题时，虽然在记叙的具体事件上与司马迁多有重合，甚至是直接摘录，但思想原则却与司马迁迥异。他的经济思想和消费思想都带有浓厚的儒家正统色彩。总体而言，班固的消费思想可以概括为“足食货，成教化”，即满足民众的基本物质消费要求，促成道德教化水平的提高。当然，无论经济活动还是思想意识，都要以汉王朝所独尊的儒家学说为正统，充分适应和体现当时的经济发展趋势，符合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政治要求。
在《汉书》中，班固保留了《史记》中《货殖传》的内容，并将《平准书》改写为《食货志》，分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班固的经济思想、消费思想就主要反映在这几个篇章中。自此，后世史家记述经济问题均以《食货志》为名，“食货”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的代名词。
班固具体阐释了“食货”的理论含义。《食货志》开篇即言：“《洪范》八政，一日食，二日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鱼、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①食可概而言之为百姓的吃穿用度，货则为百姓赖以生财牟利、互通有无，二者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可以看做班固对消费经济问题的总的看法和原则：粮食充足，财物流通，这样国家才会殷实，人民才能富裕，因而教育感化人民的事情才得以实现。班固已经把《尚书·洪范》中“食”“货”所代表的经济，从与礼法、教化、刑法等共同组成政治的根基，发展为国家统治、生民教化的根本。
班固肯定食货是为政养民的基础，但这种认识又是有限制的。他认为，“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民需受田，然后种植五谷，同时，“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通过这一系列农业生产活动，就可以满足“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的消费需求。这种“衣帛食肉”的消费标准，是儒家亚圣孟子所倡导的，也正体现了班固消费思想的主要特点。一是重视农业，倡导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满足基本物质需求；二是推崇儒家思想，事事皆以儒家学说观点为衡量标准，这在接下来的其他消费问题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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