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研究（简称国史研究），是以新中国的成立、建设和发展的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与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研究相衔接，与中共党史研究相融合而又颇具特色的历史学科，又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建立在国史研究及其经验与规律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其他学科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等相近、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国史研究学科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史研究起着规范、引导和推动作用。本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国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范畴和方法，为本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学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丛书六卷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1949—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1949—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第一节 跨学科方法在国史研究中的运用
一、国史研究跨学科方法的可行性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学科越分越细，人们已经很难在一个学科的范围内对某项研究专题作出客观的、全面的分析，而需要运用其他有关学科的知识，对研究对象进行多角度的观察，以求得尽可能正确的结论。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一样，正越来越明显地走向跨学科的发展道路。
国史研究是史学领域中比较适合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领域。从研究内容来讲，国史研究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其研究的问题广泛，而且与现实存在较密切的联系，其中某些问题，例如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问题甚至可以说就是现实问题。正因为如此，国史中的很多问题单纯运用历史学科的知识是无法深入解决的，必须注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注意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特别是要注意借鉴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理论与方法。通过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借鉴，国史研究吸取一切有益的理论和方法，就能大大提高自身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手段，从而使国史研究更客观、深入，使立论更坚实、科学，在了解新中国的过去、认识复杂的现实乃至预测未来的发展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从跨学科研究方法在国史研究领域的运用来看，它具有两方面的
含义。
一是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之间的交融。当前，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现今时态的研究，转而注重进行历史性、溯源性探索。于是，一些研究者运用其自身专业的理论和方法，涉足历史研究领域，去探明本学科研究对象的历史演化过程。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既是其本学科跨学科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积极推动了国史领域跨学科研究。
就国史研究中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来看，很多内容与其他学科是有交叉的。例如，政治史领域，新中国的政治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等，既是政治学的研究内容，又是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因此这两个学科的一些研究者运用政治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式来研究这些内容，拓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研究空间。社会史则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相交叉的研究领域之一，社会学关于社会结构的深入研究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历史的社会存在，而社会变迁正是世界存在的时间维度，也是“历史”或者“历史的生成”，因此一些社会学学者研究现实中国社会，也涉及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在他们的推动下，史学工作者也把目光转向当代中国社会史，把社会史作为国史研究的主要专题史。在社会学与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社会生活历史成为当前国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
二是各学科研究方法之间的借鉴。国史研究运用跨学科方法最多的就是将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这其中既包括数学等自然科学方法，也有其他社会科学方法。
二、国史研究中运用的跨学科方法
首先，数学方法被广泛运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人口史、社会史、军事史等研究中，以其鲜明的科学性、客观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普遍运用数量统计方法，即根据统计数据进行数量运算、制作表格，对历史现象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数量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当代经济史研究中就出现了建立经济运行的数学模型对我国经济运行的状况和经济发展史进行系统的数量分析、评价的研究成果，取得了良好效果。在人口演化规律研究中也经常运用数学模型分析方法，即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数据为基础，建立中国人口演化的模型，探索中国人口随时间演化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当代中国社会史领域有许多内容尤其是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史适合运用数学方法。例如就业问题，就业率与失业率的计算是必不可少的。与数字密切相关的军事史研究中，数量统计方法得到了充分应用。例如，有的学者以数据为基础，统计了新中国每年军费开支的数量和所占国家财政支出以及GDP的比例，实事求是地分阶段总结军费演变的特点，对驳斥国际上就中国军费数字增长大加渲染炒作“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很有说服力。
其次，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方法也在国史研究中得到运用。从目前国史研究运用其他学科方法的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心理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成功运用，促成了心理史学方法的诞生。心理史学方法在国史研究中主要应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个体历史人物的心理，尤其是对领袖人物的心理研究。例如有学者运用个性心理学、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大量史料，来对毛泽东进行心理分析研究。二是研究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国学术界开始将心理学引入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分析“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变态心理的种种特征，如狂热的崇拜心理、病态的恐惧心理、固执的自大心理、消极的保守心理、幼稚的盲从心理、扭曲的逆反心理等，认为这些心理引爆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已经有心理学专业的研究者投入这一研究领域。
其二，社会学方法。将社会学有关学科理论运用于国史研究，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建设和社会变迁作出深入考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常见做法。这一广阔领域，吸引着众多的史学工作者参与其中，使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迅速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当代中国社会存在前提如时段、疆域、气候、山川、资源、生态环境、自然灾害、生产力水平等，社会结构如人口、婚姻、家庭、宗族、阶级、阶层、群体、社区等，社会生活如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社会功能如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体制与机制、社会管理、社会安全等，都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史重点研究领域。
其三，人类学方法。将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引进到历史研究中，使得历史学研究产生较大的变化，因为人类学除了强调在内容上注重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外，在研究手段上更多地注重田野、口述，注重共时性研究。利用田野调查方法，深入社会，收集民间文献史料，也已成为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重要的研究途径。通过田野调查，可以搜集到各种不同种类的地方民间文献。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调查工作，对于扩充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研究资料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史料上掀起了一场变革，以往不登学术研究大雅之堂的诗歌、日记、碑刻、族谱、报纸、广告、手札、回忆录、契约、账簿等愈益得到研究者的青睐与重视。
田野调查还可以促使研究者更好地解读文献。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利用的文献，既有权威机构文献也有民间文献，还有既含有权威机构又含有民间内容的半官方半民间文献。民间文献来源于开放性的田野与社会，研究者可以了解民间文献产生的具体情境，在保存较好、种类和数量较多的地方，甚至可以从中读出文献的系统性、连贯性与整体性，进而对其作出文本上的分析。可以说，通过田野调查，研究者对历史的解读方式发生了改变，对历史认识的方法、研究的方法也发生了改变，这样可以深化对历史的理解，甚至修正以往的研究结论。
其四，经济学方法。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过程，这决定了它的研究方法必须是经济学的方法。它与以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其他经济学科的区别之一在于，它以研究经济发展的具体过程为对象，即按照经济发展的历史顺序，从动态中揭示经济运动的轨迹。这决定了它具有历史科学的特性，其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学方法的特点。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将经济学方法与历史学方法融为一体，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
在实际的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并不是唯一性的，并非在使用某一种方法时，必定排除其他的方法，而经常是不同的学科方法相互配合，统一运用于综合研究之中。例如研究“大跃进”运动的发生、“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这类问题，由于这类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原因以及领导人个人因素，因此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综合研究，才能真正对历史的发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