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化与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演变》：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反复具有某种规律性和周期性，其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频繁的议题是政治议题。无论是以人权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意识形态分歧，或是以中国崛起为重点讨论对象的实际权势威胁，还是以中国模式为新兴话题的想象性道路威胁，都是美国对华战略中采取安全化举措的重要对象。当然，不同的战略议题有着不同的生命周期，人权议题在克林顿于1994年宣布与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之后，总体上通过中美人权对话框架回归到常规政治领域，尽管包括“法轮功”、西藏问题、苏丹达尔富尔、网络及香港“民主化”等在内的问题不时使之有再度被安全化的危险。中国的崛起使美国感受到了“实质性的”威胁，因此美国不断尝试通过“中国威胁论”使之安全化并采取相应的紧急应对，但几波“中国威胁论”的安全化尝试都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相反“中国机遇论”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承认，进而使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措施处于一种僵持状态，在政策上表现为复杂的“遏制加接触”的双轨政策。需要指出的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成功建立，使得这一议题逐渐被引导向去安全化的道路上。更近一些时间兴起的“中国模式论”仍处于安全化逻辑的建构过程中，或者说仍是一个引而未发的半潜伏性议题，未来极有可能被安全化为对美国的“重大威胁”。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华政治战略中可能还存在其他尚未被安全化或安全化程度很低的议题，限于篇幅，本节的讨论将集中于上述三个战略性议题的安全化与生命周期演变。
第一节人权议题与意识形态威胁
如前所述，在1989年以前，人权问题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地位相对较低，很大程度上不被当作问题。但是，1989年政治风波使得人权议题迅速上升为美国对华战略中最为重要和持久的战略性议题，并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周期性起伏产生了长期性影响。1989年政治风波使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在一夜之间完全逆转，进而导致老布什政府借此对中国的全面制裁，克林顿政府借此将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尽管现实最终迫使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将两者脱钩，但之后有关“法轮功”问题、西藏问题、苏丹达尔富尔、网络安全、香港“民主化”等的争执都表明：中美人权对话机制尽管可总体上将人权问题限制在常规政治领域，但该议题被再度安全化的风险仍相对较高。
一、美国对华印象的逆转
如前所述，自1972年后美国对中国的印象快速好转。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进展和政治上的逐步宽松在美国人和美国国会议员眼中树立了一种与苏联完全不同的“令人疼爱的共产主义形象”。“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的正在开放是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自由化的预兆：最终，'他们'将变得和'我们'一样。”然而，1989年政治风波使美国对中国的印象一夜之间发生了逆转。“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自称是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但如今在某些世界媒体中却成了一个专制国家。此前被广泛称赞为改革者的邓小平也受到他们激烈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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