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仔”华工访问录》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以口述史访谈的形式,详细记录了数十位契约华工的亲身经历,并在此基础上,由“点”到“面”描述了契约华工的整体特征,为后人还原了真实的历史场景。本书是前辈学者注重社会调查,实践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经典学术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契约华工历史宝贵的*一手资料,具有*高的学术价值,在学界有很高的评价。本书也为后来的华侨华人史研究者通过调查归侨的亲身经历来了解华侨华人历史,提供了学术典范。特别是,这些访问发生在52年前,受访者业已离世。今天的学者即便想要做同样的工作,也已经完*不可能。因此,这些口述访问所蕴含的史料价值更是无可比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印度尼西亚发生严重的排华事件,大量当地华侨华人被迫回国谋生,其中相当数量被中国政府安排在各地华侨农场工作和生活。在这些印尼归侨中,有为数甚多曾经是契约华工,即本书所谓“猪仔”华工。1963年,由中山大学、厦门大学4位教师组队,在广东阳江县农场访问调查了近百位契约华工归侨,本书即是该调查的整理成果。
《“猪仔”华工访问录》主要记录了采访者对以下问题的调研记录:出国前的家庭情况与出国原因、经过;殖民者对种植园、矿场的管理;殖民者对工人的剥削;契约华工在种植园、矿场的劳动状况、工资、生活;华工对殖民剥削的反抗;华工与爪哇工等当地其他民族工人的关系;契约结束与脱身方式;脱身后的生活;革命组织(同盟会等)、中国革命(辛亥革命等)对华工的影响;归国前与家乡的联系等。
邓三,广东省高州廉江县老唐灶村人。1890年生,现年73岁。1911年从香港偷渡至新加坡,卖身至阿沙汉,被派至奇沙兰橡胶园当劳工,1912年脱身出园,改为“轮帮工”包工头,1918年曾回国一次。他脱身后的经历和转化过程,颇值得注意。
出国前,我家是稍有田地的,因为家乡濒海,靠耕田煮盐,一家可获温饱。我在家中不是主要劳动力。1911年时,我21岁,过香港学做生意,在香港广安祥客栈做服务员,这个客栈主要是接待自外国回来的客人,也住出国“猪仔”。在客栈工作两三个月,因为赌博输了许多钱,为逃赌债,躲入“猪仔”客船。随船至新加坡,因为身无分文,迫得在新加坡卖身至苏东。当时得卖身款新加坡币18元,1元折荷币14盾。
船抵阿沙汉,派至奇沙兰橡胶园做劳工。胶园为“花旗人”所有;原为荷兰烟园,是荷人卖给美国人的。
胶园的“大头家” (经理)为荷兰人。大工头为唐人,只设一人。大工头之下有工头七八人,小工头管三十至四十人,全园共有工人一千余人,唐人占三百多,以爪哇工为主,割胶工全为爪哇工,女工占比例很大。爪哇工由“大万律”和“小万律”管。唐人和爪哇工很少往来。
唐人工作是开坝、修路、铲草,每日工作时间是早晨六时至十一时,下午一时至五时。每日工作有定额,如果是硬土,开坝的定额是五簷宽、十簷长,软土则为十簷宽、十簷长,每簷是两手张开的长度,约等于两公尺。由于是烟园旧地,不用倒大树、挖树根,定额一般都能完成,做完可以提前收工,做不完也是做到五时左右。有时做不完定额,工头不会怪责,如果一连几天做不完定额,就要延长工作时间做完为止。距定额太远的要挨工头揍,诬蔑工人故意偷懒。
“新客”每月工资是10盾, “老客”工资十余盾,他们每日的劳动定额比“新客”多,定额多的可稍多得些钱。
到胶园最初的两三个月,吃公司饭菜,是臭咸鱼和烂菜,以后自己做饭做莱。每月只发大米十六公斤,不够要自己购买。每月吃米约花去28盾,菜钱多寡,视自己丰俭而定。住在用木板间隔的茅草屋,几人合居一室。
我做了十个月即“脱身”。因为自愿卖身,又在新加坡中途卖身,少了中间剥削,卖身款拿得少,扣还也较容易,故能及早脱身。由“客头”自唐山带来的常常要做满三年,才能真正“脱身”。
一页“猪仔”华工血泪史——印度尼西亚前苏东种植园及邦加锡矿44名“猪仔”华工的调查报告
“猪仔”华工访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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