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传统贸易理论迷局，
构建全方位的开放战略
万有引力定律揭示了天体运动的规律。那么，在社会科学领域是否适用呢？
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区域经济学以及经济地理学等领域的大量实证研究证明——万有引力定律在社会科学领域广泛存在，但是迄今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基础，以致其现实解释力有限。
本书探索了引力模型（万有引力定律）的理论基础，认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分工、交易成本、交易效率等核心概念正是引力模型在社会科学应用中的相应变量，并据此建立了生产要素全球化流动的引力模型，进一步对资本要素全球化流动的引力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了现代通讯技术——互联网的发展对于全球资本流动的重要性。
引力模型对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够帮助我们破除“国际分工论”“比较优势论”“要素禀赋论”等传统贸易理论的迷局，在一个愈发多变、多元化的世界中把握当前经济和金融形势，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实现“中国梦”。
引力模型的引入，最早可追溯至美国19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亨利·凯瑞（H.C.Carey，1858），其所著的《社会科学原理》直接应用万有引力原理解释社会现象。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才大规模在理论分析与经验验证方面引入引力模型，并引入新的解释变量对其原始形式进行大量扩展和完善，从而使得引力模型的形式逐渐趋于成熟。例如，对于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经济学家主要通过引入两类变量对模型进行修正，一类是影响贸易额的内生变量，如人口、人均GDP等；另一类是诸如优惠贸易协定、一体化组织等制度性虚拟变量。
迄今为止，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人口学等领域的实证研究中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在国际贸易实证研究中，它被广泛用于测算贸易潜力、鉴别贸易集团的效果、分析贸易模式以及估计边界成本等领域，并较好地解释了在现实中观察到的一些经济现象。在诸多文献中均能得到如此相似且具有连续性的实证结果，确实是国际贸易实证分析中罕见的现象，以致勒纳和莱温森（E.E.Learner & J. Levinsohn，1995）称其为“经济学中仅有的明了而又显著的实证发现之一”。
尽管如此，在引力模型的应用过程中，它还是遭到了许多批评和质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该模型被认为缺乏理论基础。虽然引入更多的解释变量使得引力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实际现象，但是在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条件下，引入解释变量越多就会偏离引力模型越远。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引力模型作为政策分析工具的功能经常受到质疑，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关注。正如安德森（Anderson，1979）所指出的：“不识别模型的性质就会防碍其在政策研究方面的运用，比如在模型中加入诸如边境税之类的政策变量就很难在理论上找到其合理性。”伯格斯坦（Bergstrand，1985）也指出：“尽管引力模型很成功地从计量角度解释了贸易量流动，但由于其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其对潜在贸易量的预测受到很大局限。”第二，模型的构造运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分析法（包括单一时点和跨时点平均数据），忽视了国家和时间的特定效应问题，不过随着面板数据（综合了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法的运用，这个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
本书的主题是讨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并探寻其理论基础。在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中，由于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始终无法对双边贸易进行实证分析，因此，贸易引力模型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鉴于此，我们将把论题主要集中于经济学领域，尤其是国际贸易，对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进行理论探讨。
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主题是贸易模式和贸易量（Harrigan，2001）。但是，无论是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还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国际贸易理论，都只是解释了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贸易的模式和贸易的福利效果，而没有关于具体贸易流量问题的论述。引力模型无疑为解释双边贸易流向和流量问题提供了最有力的分析工具。虽然经济学家们为了检验贸易政策、历史等因素对贸易流量的影响，逐步将优惠贸易协定、贸易限制措施、殖民关系、文化联系等指标加入到引力模型中，大大丰富和拓展了引力模型的内涵与应用范围，但是，正如迭道夫（Deardorff，1995）指出的，“几乎所有的贸易模型都可以导出类似引力方程的结果，但它们成功的经验并不能证明什么，仅仅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我们来看看目前关于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中应用的理论基础研究进展状况。
一般认为，安德森（1979）是较早寻找引力模型经济理论基础的学者。他认为，最简化的引力模型形式实际上是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支出系统的重组，构造了一个“纯粹支出系统模型”，并把这个支出系统模型扩展到存在多种贸易品、关税和运输成本的情况，并在附录中考察了CES（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偏好的情况。
伯格斯坦（1985）是第一个系统采用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引力模型的学者。他指出，传统的引力模型因为缺少了价格变量而存在偏差，只要做出一些假设，引力模型可以从一般均衡世界贸易模型中推导出，因此伯格斯坦首先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世界贸易模型，在此基础上构造了局部均衡模型并推导出引力模型。其后，为了克服安德森（1979）局部均衡分析带来的局限，安德森和温考普（J.E. Anderson & E.V.Wincoop，2003）采用典型的CES效用函数，引入求解带预算约束的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框架，即将多边贸易阻碍因素引入引力模型，将模型由贸易收支的局部均衡限制的支出系统模型发展为市场出清条件下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一般均衡模型。
麦考伦（McCallum，1995）用引力模型回归了加拿大各省之间以及加拿大省与美国州之间的贸易量。他发现在控制经济规模和距离的情况下，加拿大本国各省之间的贸易量是加拿大某一省与美国某一州之间贸易量的22倍，即存在“边境效应”（border effect）问题，从而引发了大量文献来解释“边境效应”（Helliwell & McCallum，1995；Helliwell，1996，1999；Wei，1996；Hillberry，1998；Anderson & Smith，1999；Hummels，1999；Head & Ries，2001；Helliwell和Verdier，2001：Hillberry & Hummels，2002）。这些研究发现，“边境效应”的确存在，只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有所不同，而且呈下降趋势。
上述三种方法都是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探求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但这些方法都没有考虑与国际贸易理论的结合，从而使其解释力大打折扣。伯格斯坦（1989）、迭道夫（1995）、伊夫奈和凯勒（Evenett J.& Kelle，1998）等则从国际贸易理论的角度来寻求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
伯格斯坦（1989）是较早从贸易理论角度探求引力模型理论基础的学者。他在完成从局部均衡角度解释引力模型理论基础后，便转向从垄断竞争和资源禀赋差异角度来推导引力模型。伯格斯坦指出，虽然前人研究的引力模型中都有GDP变量，但都不含人均收入或人口变量，也没有人将引力模型同要素禀赋理论整合起来。因此，伯格斯坦试图在引力模型、人均收入和传统及新贸易理论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人均收入可被解释为劳动与资本的比例，并采纳林德尔（Linder）的学说，相似人均收入的国家有相似的需求。伯格斯坦构造了一个两要素——资本和劳动、两产业——工业制成品和非工业制成品、N国的HOCL（Hechscher-Ohlin-Chamberlin-Linder）模型，提供了一个与现代贸易理论相一致的分析框架，在此框架内可以解释各种经济变量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
迭道夫（1995）则从无摩擦和有摩擦贸易的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推导了引力模型，但是迭道夫特别强调虽然简单引力模型可以从标准的贸易理论中推导出，但引力模型具有很多模型的特征，从而不可用于检验其它理论和模型。
伊夫奈和凯勒（1998）认为引力模型可以从李嘉图模型、H-O模型、规模报酬递增（IRS）模型推导出。若消费者具有完全相同偏好，那么推导引力模型的充分条件是完全专业化生产，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产品只在一国生产。而上述三个模型在均衡时，专业化的原因各不相同：李嘉图模型是由于各国生产技术存在差异、H-O模型是由于各国要素禀赋不同、IRS模型是由于各国企业报酬递增规模不同。伊夫奈和凯勒认为两国之间双边贸易量是由产品专业化生产程度决定的，产品专业化生产的原因更多地来源于IRS，当然也有资源禀赋和技术差异因素。这也支持了海普曼和克鲁格曼（Helpman & Krugman，1985）的观点，规模经济将引起比报酬不变的世界更强的专业化，在决定贸易量上规模经济比资源禀赋差异更重要。因为伊夫奈和凯勒的研究没有考虑贸易成本问题，从而也就没有推导真正的引力模型。
总体而言，对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研究经历了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的转变，从无贸易理论基础到与贸易理论基础的融合，从单纯以生产角度阐述到结合需求因素进行考虑的综合，这些理论基础的推导和扩展过程一方面使得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更具有一般性（如Bergstrand，1989），另一方面使得引力模型更加简洁化，对现实问题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如Anderson and Wincoop，2003）。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进行的。
一个可能的新解释
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我们可以找到关于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贸易利益、贸易格局变动的相关理论解释。如15—17世纪流行的重商主义理论代表人物斯塔福提出的“货币差额论”和托马斯·孟提出的“贸易差额论”，他们认为，唯有金银才是财富，唯有对外贸易才能给国家带来财富；国际贸易是单方面有利的，一国之所得必然是另一国之所失。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贸易利益在国际间的分配。其后，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以赫克歇尔和俄林为代表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与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内生贸易理论）四个阶段。
无论是古典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在其应用研究中，始终无法对双边贸易流量进行实证分析，即使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以及现实世界中不断发生的国家或地区间制度设计、机制的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贸易理论研究的重点从贸易结构、贸易流向以及国际贸易对要素收入分配和生产率的影响等方面向双边贸易流量转变，但是，大部分都局限于对引力模型的验证等经验研究。而且，这些实证研究由于缺乏统一的一般性理论框架的支持，往往得到的是有偏差的估计结果，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缺乏理论基础，无法进行更为重要的比较静态分析。即使新贸易理论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产品差异、以及偏好的多样化等角度考察了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但是这些从根本上只是一种理论思想，而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化、模型化和形式化的理论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即“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高深经济思想形式化，发展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给定经济组织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转向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因此，它在分析工具上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新，而在思想渊源上则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古。其中，斯密用分工来解释国际贸易的论述被杨小凯等人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发展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又称内生贸易理论）。
杨小凯是第一个脱离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用分工和专业化来解释贸易现象及其本质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能够解释一些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同时澄清了传统贸易理论带给我们的一些错误观念。
例如，在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上，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则当国与国之间存在外生比较优势或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时，国际贸易一定会产生。但是，它却无法解释同样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为什么古时候只有国内贸易就足够了，而现在却需要国际贸易而且国际贸易量越来越大。这是由于现有的贸易理论假定“纯消费者”——“纯生产者”的绝对分离，所以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原理不同。国内贸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消费者不贸易便不能生存，所以即使没有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国内贸易也会存在；而没有这两个条件，国际贸易便不会产生。而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存在着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由于这个冲突，当交易效率低下时，分工的好处被交易费用造成的福利损失所抵消，人们选择低分工水平即自给自足，不需要国内和国际贸易。当交易效率的提高使得分工的好处大于交易费用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时，贸易开始在很多地方性市场中出现，但国内统一市场是不需要的。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国内统一市场出现。如果交易效率再进一步提高，则国内市场规模限制了分工的发展，所以国际贸易成为必要。可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第一个能解释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发展而来，并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原理统一起来的理论。
……
第一章 引力模型的理论发展
一、引力模型的内涵及其基本形式
二、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
三、引力模型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应用
第二章 基于要素流动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引力模型
一、要素流动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二、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基本特征
三、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基础述评
第三章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实证研究
一、生产要素全球化流动的引力模型的构建
二、生产要素全球化流动的引力模型的实证检验
三、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分析
第四章 基于引力模型的后危机时代金融与经济形势分析
一、后危机时代金融与经济形势的特点
二、基于引力模型的金融与经济基础数据分析
三、基于引力模型的后危机时代金融与经济形势分析
第五章 后危机时代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思考
一、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
二、 立足亚洲形成区域引力中心
三、在全方位对外开放基础上向全方位对外开拓转变
附表一：按国别（地区）分实际外商投资额（2000-2014）
附表二：按主要国别分（地区）分对外直接投资（2005-2014）
附表三：国内生产总值（GDP）（2000-2014）
附表四：资本形成率（2000-2014）
附表五：国际互联网用户数（2000-2014）
附表六：电话主线和移动电话普及率（2000-2014）
附表七：企业经营环境排名（2000-2014）
附表八：全球直接外资流入和流出量（2000-2014）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