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思想
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宝贵财富
做知行合一的优秀共产党员
第一章知行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宝贵财富
第一章知行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宝贵财富
知行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宝贵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的重要讲话中，均大力倡导要弘扬知行合一思想。广大共产党员要深入学习领会知行合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坚持思想认同与行动实践相统一，自觉做知行合一的崇尚者、示范者、推动者，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一、知行合一的思想渊源
“知行”问题历来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知行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中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占有十分突出地位的知行观，是明代思想家、政治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说。“知行合一”也成了王阳明学说中内容最丰富、最有影响、最有现实意义的哲学思想之一。然而，任何思想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历史上思想家的每一场“知行之辩”都为“知行合一”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早在先秦时期，思想家们就对知行关系就有了初步探索。孔子强调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同时也强调理论思维对人们获得知识的重要性。例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等。他主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他还认为，考查一个人，要听其言，观其行，“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可以说，孔子的这种知行结合、重行于言的思想开创了我国知行观的先河。先秦儒家思想集大成者荀子，不仅从正面阐述了知行结合的思想，而且坚决批判了“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之”的知行分离论。他认为人的思想认识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见之”，即实践；二是“闻之”，即学习。他强调二者的重要性，并告诉人们“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要注重经验知识的积累。此外，荀子认为行是知的目的和归宿，知而不行，知得再多也没有实际意义，并由此提出“坐而言之，起而可设而可施行”。他把言行一致、知行结合的人称为“国宝”，把知行脱离、言行不一的人称为“国妖”，主张治国者“敬其宝”而“除其妖”。荀子朴素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说，成为后来唯物主义知行说的宝贵思想基础。
汉朝时对知行问题的讨论，主要围绕着圣人是“神而先知”还是“学而乃知”展开的。西汉大儒董仲舒认为圣人具有超常的认识能力，只要通过内省，就能“察物之异，以求天意”。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批评了这种唯心主义先验论，力倡学以致用。他提出：“圣贤不能性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增长才干和学识。他认为“事莫名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同时应由实际效果加以验证。否则，即使说得天花乱坠，也难以让人信服。可以说，王充的知行观体现了中国哲学认识论的重大进步。
随着宋朝程朱理学的出现，传统知行观进入了别开生面的哲学形态阶段。程颐主张“知先行后”，即知可以不依赖于行，而为人之固有，这是先知，人必须先知而后行。所以，他认为没有知是不能行的。人做事情，必须有知的指导，以此为基础，才能去行动，行是次要的。所以，他认为不用在行上下功夫，只要知识深刻，行动自然果断，就更易成功。可以看出，程颐是主张知行统一的。他认为即使知行有不一致，那也是知识本身层次有深浅、认知的能力有深浅的缘故。若想达到知行一致，则需要努力学习，得到真知、深知、实见。程颐的“知难行亦难”或“知难行易”的观点都强调了“知”的重要性。程颐的思想虽与前人相比，科学性大大提高，但其“知先行后”而不是“行先知后”的思想只是经验直觉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程颐虽为理学引进了“知行”问题，但其系统化是到了朱熹这里才得以完成的。知行论是朱熹哲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熹的观点主要有：第一，“知先行后”论。朱熹认为一切生活实践的发生必须以“知”为其必要条件，如果没有“知”为指导，其“行”就是盲目的，因此，在行之前，应当努力求知。此外，一个人有了“知”，就一定会“行”，进一步证明“知先行后”的正确性。第二，“知轻行重”观。他认为“行”是“知”的目的和完成，得用“行”来验“知”的程度，如“必待行之皆是，而后验其知至”。也就是说，朱熹肯定了“知”为先，但同时强调“行”为重。第三，“知行互发”论。朱熹认为由于“知”得通过“行”才能深化，因此，得“知行常相须”，“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即深化“知”，精进“行”。朱熹继承了程颐“知先行后”的观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知”与“行”二者互相依赖，不可偏废，犹如人的两足，应当相互促进，并且“致知”便要“行”，只有亲身体会力行，才能验证学而致用。这些都对后世知行观的发展有很大的启迪。
然而，让人做到言行一致，知行相须，则实属不易。因为人难免会有趋利避害、趋势弃道、贪富鄙贫等私欲，导致“知”和“行”相脱节分离。朱熹也注意到了这一弊病所在，但他只告诉人们通过坚守道义、知廉寡欲、不嫌贫爱富便可做到躬行践履、学以致用，知行统一。这显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南宋陆九渊认为朱熹的“心”“理”二分之说存在弊病，主张“心”与“理”合二为一。只有“明心”“知理”之后，再去力行就不会犯“适越而北辕”
孙德高：《王阳明事功与心学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的错误。也就是说，“知在先，行在后”。此外，陆九渊认为检验“行”的途径是“博学”。陆九渊认为博学在先，力行在后，只有“博学”，才能知道所践履之为“当”或“不当”。虽然朱熹与陆九渊秉持着不同的学术思想，在知行轻重上也有不同的见解，但仍然秉持“知前行后”这一观点。同时，“知前行后”的观点也被当时的理学界所普遍接受，被奉为正统之理而受到普遍追捧。
到了明代，心学之集大成者王阳明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知行”关系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他对理学中的“知行二分”思想进行了根本的批判和颠覆，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王阳明对“知行”产生深刻而全新的认识，并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是和其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其本人特殊的人生经历分不开的。
朱熹的“知先行后”“知轻行重”“行知互发”论都是立足于修身成圣的必要条件，而具体到落实实事上时，仍将“知”和“行”看作两个独立的个体和过程。当这种“知行”观逾越了治学的界限而用于现实需要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被歪曲的状况。
卢世超：《浅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河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一心只读圣贤书”“学而优则仕”，以及抛弃“知”，在实践中就事论事、临阵磨枪的武断和盲目行为日益增多，而随着社会动荡的不断加剧，在学术与现实的不断碰撞中，朱熹“知行”学说的弊病也愈发凸显出来。
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正值封建社会日趋衰落的时期，朝廷政事荒废，宦官逐步窃取大权，宦官、大臣、皇室及藩王之间内乱不断，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动荡不安。明朝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专权而受廷杖下狱，被贬到贵州龙场做了一个小驿丞。虽然刘瑾派人对他一路追杀，可是王阳明最终还是活了下来。从正德三年(1508年)春至龙场，王阳明在此一住便是三个年头。王阳明惨遭此祸，心境自是孤独、寂寞、苦闷、悲戚。他由繁华、恬静、文雅、舒适的万户京城陡然漂落到偏僻、荒凉、寂寥、冷漠的龙场，举目无亲，衣食无着，不由得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仿佛由“天堂”坠入“地狱”。但是，他没有被这些恶劣因素所击倒，反而静下心来，开始了于“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中，追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龙场悟道”。
在王阳明看来，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正是社会自上而下在道德伦理上出现的信仰危机，而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学术界的杂乱昏蒙。造成学术界如此杂乱昏蒙状况的元凶，王阳明认为是朱子理学知行二分的流弊。朱学的“知先行后”说使整个官场呈现“以虚文相逛”“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的歪风邪气。程朱理学已逐渐开始失去维系人心的作用，变成了僵死的教条。同时，由于程朱理学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在学界有着极高的地位，加之科举制度的推行，因此为了走上仕途而拜入朱门的人比比皆是。实际上，它已经成为那些胸无天下、满口仁义道德、醉心功利的伪君子跻身统治阶级的“敲门砖”。因此，王阳明根据当时社会及学术界的弊病，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坚决批判知而不行、行而不知的现象，提倡知而必行、真知真行，强调知而必行。
卢世超：《浅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河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发展了知行观。他认为，首先，主观认识来源于客观世界，客观存在决定主观认识，而不是相反。其次，“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不仅不可以分开，而且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最后，知行不是平行并列的，“行不可兼知，知不可兼行”。也就是说，行是知的基础和目的，从行中亦可得到知，并检验知，知不可代替行。由此，行优于知，知从属于行。王夫之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为我国知行观的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到了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结合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提出了“以行而求知，因知而进行”。他认为，虽然知对行有指导作用，但凡事不能有知之后再去行。因此，应当先去行，在行中寻知，要勇于行。在实践层面，他认识到正确理论和方法指导对于革命的重要性，提出了“知难行易”说。这种知行观虽然有导致轻视实践、轻视群众的倾向，但却是从古代朴素知行观向马克思主义科学知行观过渡的重要环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认识论的问题上，毛泽东将唯物辩证法引入认识论，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澄清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问题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他认为实践不同于主观意识，也不同于客观事物的活动，它是人们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实践使人产生了感性认识，感性认识通过大脑加工形成理性认识。认识是否正确，不能由主观判定，而应通过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来检验。这就是对王阳明“理在心中，无须外求”观点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此外，毛泽东认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是一步一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因此，人的认识也是一步一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并且，他认为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仅仅是手段，改造世界才是目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根植于中国古代哲学注重知行关系研究传统的沃土中，在其指导下，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知”同当代中国实际的“行”紧密结合起来，对科学的知行观作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可以说，这都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观的继承和丰富。
二、知行合一的丰富内涵
知行合一说强调“知”和“行”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知行合一”说的提出者王阳明从以下三句话分不同角度来说明其内容：
第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这是从知行与主体的关系说的。王阳明所讲的主意是指建议、指导、统御，功夫是践行、躬行。躬行实践过程中离不开知的指导，同样“知”离不开“行”。正所谓一个“知”在，必有一个“行”在；一个“行”在，必有一个“知”在，知与行相互融为一体。如果“知”离开了“行”，就是陷入了“悬空思索”之中；如果“行”离开了“知”的指导，就会陷入“冥行妄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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