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一南，男，1986年11月生，江苏徐州人。201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12-2013年赴美国罗格斯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新型城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在《经济学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当代经济研究》、《人口与经济》、《中国行政管理》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制度冲突与协调问题研究”（15CJL033）、中央党校校级科研课题青年项目“中国城市布局研究”（2015），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十余项省部级课题研究。

　　通过分析农民工群体在近代以来历次工业化浪潮下的进城—返乡过程，以及农民工个体在生命周期内的进城—返乡过程，本书发现：中国在以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时，形成了依附型工业结构和集中型城市布局，这导致现代部门不断因外部冲击而产生对农民工的周期性排斥，以及大城市因人口过度膨胀而形成城市内部的二元分割。在转轨时期，户籍分割、居住分割和劳动力市场分割阻碍了农民工的市民化，造成了农民工非**性迁移，而农民工非**性迁移发过来又加剧了城市内部的二元分割，并使农民工仅能维持自身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固化了以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的发展模式。农民工在进城失败后能够返乡得益于农村土地的劳动力承载机制，这一机制在化解城市周期性危机的同时，也使农民工游离于城市文明之外。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与城市的包容性发展是必然趋势，因而现有的农民工非**性迁移模式将不可持续。应通过城镇化战略转型和相应政策措施，促进形成更均衡、更具包容性的城市体系，使进城农民工退出非**性迁移与城市内部二元分割的循环机制，实现市民化；促进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引导返乡农民工就地城镇化。

　　《城镇化与农民工非永久性迁移》：
　　应该看到，农民工的这种迁移模式的形成是与不同规模城市发展水平的失衡密切相关的，他们本可以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均衡型城镇化模式下有序地、逐渐地向各类城市转移，并通过在当地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后满足落户条件而转移户口，成为市民，但大城市与小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使得这种有序地、逐渐地转移难以实现。大城市的非户籍福利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农民工愿意暂时地获取，小城市的户籍福利是如此之低以至于放开获取限制也无人间津。农民工的这种向大城市非户籍迁移，是一种短期的比较利益驱动的行为，无法享受城市户籍福利，使其最终难以在城市定居，因而迁移具有非永久性特征。而城市福利双重差异条件下所引发的农民工向大城市的过度集中，使农民工群体在总体上实现永久性迁移的比例很低，长期持续必然会损害城镇化的质量。
　　（三）户籍管制与农民工非永久性迁移的循环强化机制
　　农民工非户籍迁入大城市，主要是出于个人和家庭比较经济利益的考虑。但同时，农民工向大城市的大量迁入不可避免地会对城市发展产生外部性，外来人口流人给大城市带来两种相反的外部效应，一是城市的产出效应，产出的增加将会给城市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因而对城市政府来说也是一种收入效应；二是公共品的拥挤成本，这对城市政府来说意味着产生公共支出，是一种支出效应。通常情况下，这两者都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而增大，但前者是边际递减的，后者是边际递增的，当产出效应和拥挤成本相等时，城市的净收益达到很大，此时城市的人口规模达到理论上的很大值，进一步增加人口将会带来负效应。
　　在城市人口规模增大所带来的两种效应中，我们需要对公共品的拥挤效应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将城市的公共品分为两类：一类是排他性公共品，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等，这些公共品与户籍福利相对应，其实现供给上的排他是通过户籍身份，也就是说只有户籍居民才能使用，非户籍居民则被排除在外；另一类是非排他性公共品，包括城市的基础设施、治安环境、社会秩序、市场信息和文化氛围等，这些公共品与非户籍福利对应，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的非正规就业收入也是一种非排他性公共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