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发展道路抉择。绿色与发展，鱼和熊掌如何兼得？绿色发展如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遭遇环保困境，生态环境质量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其中既有所处发展阶段等客观因素，也有社会体制等制度成因，更有思想认识不足等主观因素。为此，我们要从思想认识、制度优化和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入手，来推进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发展。
《中国经济新平衡》是作者在过去几年对绿色发展领域诸多议题的思考，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制度、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剖析绿色发展；第三部分重点考察环保改革进程，尤其是改革过程中的价值与制度设计；第四部分侧重于全球化进程中的绿色发展。
自序二 为何雾霾锁深秋
——经济新常态的环境要义
近年每到深秋，雾霾频频来袭，环境问题久治不愈，且呈快速扩散的趋势。
同时，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到四中全会“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从上海自贸区建设到“一带一路”经济通道的打造，无不意味着“变革”再一次成为发展的“主旋律”，为了理解经济新常态的含义，以及经济新常态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做一些探讨。
怎么理解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也就是将“经济增速换挡、经济结构调整、政策思路转变”三期叠加，得出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的提法。对此，学界有不同意见，有人甚至不赞成这个提法，因为经济增长从来都是动态变化的，后来的相对于之前的总是新的。譬如，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呈现较快的速度，虽然也曾经历过起伏，但从未有人提起过这是“新常态”，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会大幅度下滑，仍可以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这就意味着建于增速下滑前提之下的“新常态”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理解了新常态的本质，才能够把握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在中长期发展的脉络。
经济新常态或许是一种“政治性界定”
经济新常态或许只是一种“政治性界定”，有了这个表述，好比是给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做了定性，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开展各项工作，力图通过各种努力（以改革为主）进一步理顺各种关系，来推动经济再次增速前进（这不是没有可能，中国经济还有着较大的纵深空间有待挖掘）。其实，没有一个国家不希望经济高速增长，只不过在新时期里，前期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必须尽快解决。因此，经济新常态表面上看是创造理性预期，实质上是中央力图在为下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创造条件。事实上，作为“新常态”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者，美国目前的经济相比于2008~2009年危机时期，已经呈现好转的趋势，并在近期退出了量化宽松时期，这证明所谓的“新常态”至少并不是经济增速上的概念。
经济新常态是向“经济第二春”的演进
如果说经济新常态这个表述成立的话，其主要的含义莫过于更加贴近经济学中“均衡”的概念，也就是在不同要素之间、不同产业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经济上的竞争和博弈将形成不同于以往的一种均衡关系，这意味着在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技术路线或模式上出现新的变化，这一点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理解为“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但事实上，中国当前经济增长远没有实现现代经济增长模型多重均衡中的“新均衡”，即“更优均衡”。截至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只实现过唯一一次的均衡，那就是建立在劳动力红利禀赋基础上的“低水平均衡”。理论上，未来我们必然会走向更高水平的均衡，这也是发展的目标，但即便当下已经开始朝着二重均衡演进，出现了某些征兆，也绝对不能说已经实现了更优的均衡，所以，经济新常态不能等同于“新均衡”，而是继续行进在从“旧均衡”通往“新均衡”的道路上。就此而言，新常态其实是指社会经济进入演进的状态之中，围绕这个演进，我们将做出更多的努力和尝试，而这样的努力和尝试在总体特征上将不同于以前的30多年，因此才有了种种“新意”。因而，新常态不是描述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双重均衡的过渡过程中，用来发展经济的“战略”。
经济新常态是着眼于“保护资本”
从双重或者多重均衡的演进来看，中国经济收敛的方向未必就是好的，努力和尝试的结果可能把社会经济发展推进到更优的均衡，也有可能重新落回低水平的均衡中，即陷入“增长陷阱”，其中必须克服的最关键之处是跨越“临界点”。按照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这个临界点的核心仍在于“投资”和“技术”，即“人均资本量”，如果越不过这个临界点，新常态的战略就是失败的。因此，至少在现阶段，中国并无法真正满足于总量“超英赶美”的发展水平，而是要让人均生活水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奇迹”，就此而言，当下经济新常态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仍在于如何改善资本的生存环境，通过经济新常态的各种改革试验，侧重于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决定资源的配置方向，由“法治”而不是“人治”来构建治理机制，从而在“收益”和“安全”两个维度上取得资本的最终信任，促进资本的大发展。
经济新常态战略的环境要义
按照上述逻辑，可以进一步考察经济新常态下，资源环境部门处于怎样的位置，以及发挥怎样的作用。
从维护和保护“资本”的角度看生态环境保护
在总体上，要满足经济增长的条件，即促进资本以及人均资本的大发展，就要从根本上摆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核心在于“效率”。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任何扭曲资源配置的做法，譬如计划型经济或者短缺型经济，对经济仅能产生一些短期刺激效应，无助于长期增长，所以，前30年经济可以在扭曲资源环境价值的背景下取得快速增长，但如今资源环境被扭曲的程度已经到一个重要临界点，即其边际产出低到无法再低的地步，尽管这一度为经济发展创造了“环境红利”（低成本地牺牲了资源环境质量），但边际上对效率的贡献率已经降至最低点；反过来，只有适时控制资源环境的使用程度，才能逐步提高这个部门的边际产出水平，提高经济体的质量，并在未来继续为提高效率做出贡献。此外，摆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另一重含义来自资本自身的需要，生态环境再继续恶化下去，必然会危及资本的安全，最终危及生产力。这一点中西方都没有区别，因此，与其说保护资源环境是一项民生工程，还不如说是一项资本工程。
当然，要保护资源环境，就必然产生额外的成本和代价，或许直接的效应是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但主要是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尤其是从“资源环境软约束”变为“资源环境硬约束”，这是经济新常态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资源环境部门对经济新常态的最大意义在于，在此之前，资源环境部门处于相对边缘化的位置，不受重视的原因在于这个部门的产出是实行“配给制”的，即便到今天，能源部门和环境部门的市场化程度仍然很低，因为“既然不需要付费就可以获取，那么就无须重视了”。
经济新常态下不能高估生态环境保护的程度
基于前述理由，在本轮经济新常态到来之前，资源环境部门的重要性已经大大提高，不仅成为部级机构，生态文明也成为“五位一体”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的构成部分，而在经济新常态提出来之后，在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的框架中，生态环境建设已经成为仅次于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域（深化经济体制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小组）。那么，是不是据此就可以认为经济新常态下，资源环境部门可以在调整要素间关系的基础上，迅速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譬如根治雾霾呢？在这一点上，笔者的观点是不可高估资源环境部门在经济新常态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道理很简单，如前所述，经济新常态的目标是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春”创造条件，而其中的核心是要从维护资本的收益和安全出发，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在资本上的利用效率和利用规模。但是在经济新常态的进程中，也无须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要素提高到优先于资本要素的地步，一则没有实力，二则没有必要；否则，过早地高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部门反而将使中国经济陷入“低水平的均衡”之中，而无法实现人均意义上的跨越。
在这一点上，全球并非没有先例。以欧美为例，总体上北欧和西欧在环保上的发展领先于美国，无论在当时基于怎样的出发点（主要是发生了大规模的环境污染事件），这些欧洲地区都更早地开始关注并将大量社会资源投入生态环境保护上。其成果也是极为可观的：在全社会形成了非常系统的环保制度和政策，以及高度的“环保共识”（譬如成立了绿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也先于美国，其结果是，欧洲在环保治理上很早就付出了较大的代价，这些环保投入并不符合投入产出匹配的基本经济原则。而美国在环保上一直是稳扎稳打，即使在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发生后，加利福尼亚州也并不是在短期内就做出反应，而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各方博弈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逐渐出台一些环境管制法规，而美国历史上管制力度最大的《空气清洁法》（修订案）也是直至1990年才被国会通过，距发生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已经过去了40多年。在这段生态环境比较糟糕但逐步改善的时期里，美国的经济反超欧洲，并为后来克林顿时期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此外，在欧洲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着手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美国却并未在此议题上大张旗鼓，直到后期才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由市场主体自发地来推动低碳发展，并极有可能取得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事务的主导权。
全球各国国力的此消彼长背后还存在诸多复杂的因素，但具体到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上，假如不能踩准节奏，过早地采取措施，其对社会福利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不亚于生态环境破坏本身。因此，必须在资本与生态环境之间取得边际产出上的平衡；否则资本也会因为过快或过大的贬值而失去安全性。
总之，只要经济新常态处于“进行时”，就很难指望生态环境能较大程度地取代资本的作用而为经济的再次高速增长提供动力，然而在经济新常态的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作用显然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被严重低估：一是因为之前的技术进步在经过一段时滞后会开始发挥节能减排效应；二是过度恶化的生态环境本身也意味着投资环境的恶化，会给资本带来危机感，从而引起一定的反弹。
只有经济上的“第二春”才能彻底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结合目前欧美各国的情况，总体上，这些国家的生态环境已经从极度恶化的状态中扭转过来，在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中形成了良性的自我循环。在经济新常态完成后经济增长实现了高水平均衡的那一刻，也就是在通过提高效率、保护资本而赢得经济二次腾飞后，资本对经济的边际贡献率将呈现递减的趋势，按照《21世纪资本论》的解释，也就是资本规模在经过长期积累后，远远超过了其他要素（譬如收入）的规模，从而导致在要素之间、供需之间等方面出现某种程度上的错配，此时，一旦资本丰裕，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其他要素就会体现出相对较高的稀缺性。如果按照市场的规则来配置这些稀缺资源，那么其定价也会较高，重要程度会更大，也只有这样才会对全社会形成“保护”上的激励，各种致力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制度和政策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概括来说，在经济新常态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演变关系上，只要经济增长仍然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就依然会对资本有着较强的依赖性，这决定了在此条件得到改变之前，生态环境保护不会取得对经济增长任务的压倒性优势。具体到经济新常态，如果不能通过这个新常态的过程让经济增长尽快实现第二次腾飞，那么生态环境质量未必会得到较大的改善，这一点其实恰好与当前我们如何认识雾霾等环境问题的治理效果息息相关，我们提出了很多思路，把环境保护工作提到了非常重要的高度，但从上述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滞后于资本发展的基本规律来看，我们实则很难指望经济新常态会在短期内很大程度地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毕竟，这是经济新常态，并不是环境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方向和对策
在经济新常态中，必然会涉及生态环境部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譬如“经济新常态带来环保新思维”（赵华林，2014），这就涉及下面所要探讨的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中，环境保护能做些什么。按照之前的论述，这个问题也可以表述为“在进一步强化资本地位的过程中，环境保护能做些什么”。概括起来，可以用四个字来回答，即“夯实基础”。
从理论上而言，生态环境问题的渊源并不复杂，经济学上用“外部性”来界定“经济理性人在意愿和行为上的这种分离”，并据此提出了“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基本解决原则。但事实上，生态环境领域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其背后都有着极为复杂的成因，无论是在其科学机理还是社会制度层面上，都像是笼罩着层层迷雾，极难看透，其根治不可能一蹴而就。西方国家通过数十年的努力才逐步厘清其中的关系，并找到了治理的门道。但随着环境污染物的变化和全球发展形势的演变，这些国家也都面临着重新梳理各种矛盾的挑战。具体而言，在中国所谓的
“夯实基础”主要有两层含义。
第一，科学研究的基础。一方面，环境问题在科学上的成因是什么？各种污染物从何而来？有哪些特殊的形成机制？不同污染物之间存在怎样的传导关系？传统污染物与新兴污染物之间有何联系？环境污染浓度与气象、地理等其他条件的关系，等等。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太少，少到我们只能用国外的研究来讲中国的故事。另一方面，如何治理环境？如何利用各种技术来改善环境，并提高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在这方面有很多误区，譬如将技术变化等同于技术变革，以及将要素替代等同于效率提高等。因此，我们看似在环境保护上取得了很大的技术进步，但没有使环境质量得到很好的改善。
第二，治理机制上的基础。环境保护既要靠科技的进步，又有赖于社会制度的变迁。社会制度层面上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保护生态环境究竟需要怎样的系统性制度和政策，这其中的关键是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整。
（1）将环保产业视为经济刺激，即便是一种刺激，也是非常低层次的刺激，绝非经济发展的主流。（2）从重从快治污，希望有奇效。（3）盲目轻信市场，放任市场发挥调节作用。在发达国家，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是极为谨慎的，到目前为止，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和为数不多的领域里取得过成功，而政府的监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4）划区治理，区域联防联治的最大意义在于具有同质性的生态环境功能区进行相对统一的政策协调，譬如一致的标准。但这并不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统一，这意味着，要进行区域联防联治，有必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治理，这不仅需要开展生态学上的研究，更需要突破现行的行政区划；否则，可能造成污染的跨区转移。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堵”，而不是“疏”，“堵”意味着无法改变行为本身的选择或决策机制，而是简单粗暴地直接改变“行为”，其作用无疑只能是短期的或局部的。（5）当“改革”成为新常态，以“改革”为由来拖延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完善。
在经济新常态中，切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进度有过高的估计，只有立足于科学研究和体制机制两方面，为改善生态环境打好基础，才足以在经济再次腾飞之时，彻底冲破深秋的重重雾霾，交上一份让大众满意的生态环境保护答卷。
……
自序一基于能源环境约束的经济转型
自序二为何雾霾锁深秋
制度、发展与环境保护
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启示
治霾：环境公共品供给的制度选择（之一）
治霾：环境公共品供给的制度选择（之二）
绿色发展的成本—收益核算与比较
绿色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面向绿色发展的权责分配和博弈
资源与环境的量价问题
邻避主义：困境与出路
环境保护的尺度：法经济学的视角
环境治理的有效之道
通向美丽中国之路
改革：环境保护、价值回归与制度设计
新一轮环保改革初探
绿色发展的改革策略和路径
自贸区建设、转型与绿色发展
十问阶梯电价改革
全球转型、博弈与绿色发展
气候变化应对的双均衡建构：成本—收益视角的分析
气候变化应对的国际合作：从零和走向共赢
从失衡走向平衡：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自我选择性激励
美国的能源发展与气候变化应对：逻辑与演进
中美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基础与展望
后记 如何打造全球生态文明2.0
编后记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