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撰写《迷信与暴力》一书，亨利·查尔斯·李从欧洲购买了数量惊人的古籍、文献和手稿等资料，现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的“亨利·查尔斯·李”分馆作为特殊藏品（special collection）珍藏。
作者旁征博引，记述了西欧各主要民族和国家的法律中对宣誓断讼、决斗断讼、神判断讼、刑讯逼供等各种古老司法程序的规定，并介绍了相关著名案例，同时对西方法学充斥着迷信和暴力的、不为人知的黑暗过往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比以往更加清晰地阐明一些渐趋消亡的旧俗和迷信的来源。
尽管作者已逝世一百多年，但作为历史和法学的重要参考书，《迷信与暴力》依然不断被再版和重印，其学术和文化价值可见一斑。
在人类摆脱野蛮蒙昧的过程中，日益崛起的理性力量与逐渐式微的凶残暴力霸权之间的斗争，可谓机锋处处。我们这一代自作聪明地嘲笑先辈的前后矛盾，其实，那正是人类螺旋式前进道路的一部分，犹如沉默的胜利奖杯般，应当得到尊重，这胜利几乎完全是在不知不觉中依靠渐进方式取得的。因此，在黑暗时代，我们看到正义的实施竟要披着基督教化的迷信外衣、诉诸刀剑和运气的怪现象，但应当记住：相对于过去那种对暴力的普遍依赖，这已经是一种进步了。蛮族部落被引向抽象正义，尽管道路曲折幽暗，却终能修成正果，我们对此不必大惊小怪。无论用何种方法，使强者向弱者屈膝，就已是对人性的伟大征服；而且，如果因人性弱点而必须借助迷信终结斗争，那么，当今天的我们坐享其成时，偏对这样的方式吹毛求疵，就未免有点儿无聊了。对于未开化的民族，就像对未受教育的人一样，感性强于理性，并且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于是，如果执着于保持不公的现状和凶暴掠夺的武士，能够接受用一场公平的战斗或神判来决断他的诉求，他就已经朝承认公平正义理念、放弃与人类社会生活格格不入的个人孤立迈出了一大步。正是通过这种间接方式，一个个逞强斗勇的个人被粘合起来，逐渐能够适应常设政府，并且形成了有组织的国家，开始珍视人与人之间不可或缺的抽象正义理念。从这样的视角看来，古老的程序形式褪去了它们荒谬的外衣，我们将其想作暴力、信仰和理性的不稳定聚合物，就如同对待瓦特的第一台简陋的发动机或者“克莱蒙特”号（Clermont）一样，当它在哈德逊湾跌跌撞撞地下水起航时——尽管确实笨重而粗糙，但是我们仍将其看作未来成功的宝贵雏形和先驱。
对于人类而言，将疑虑的重担赋予权位较高者，逃避作出决定和探索出路等困难的问题，似乎是一种自然的倾向。在刚果的偶像崇拜者与时常造访勒•诺尔芒小姐（Mlle. le Normant）沙龙的高雅的怀疑论者之间，尽管相距十万八千里，却可以通过这样共同的弱点而彼此相通；而且无论是试图追寻过去还是预测未来，其动力都是相同的。因此，在原始的“马勒姆”（部落司法会议）中，法官智慧的欠缺、证据的缺乏或双方证词势均力敌，都使判决变得非常困难，还有什么比诉诸更高权力者，并将问题推给神来做判决更加自然的做法呢？考虑到这种对抗类似战争的属性，诉诸战争之神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无论这个战神是被称为奥丁还是萨巴奥特（Sabaoth），他们在每一个案例中都特别眷顾无辜之人。在对正义的茫然索求之中，如此奇特的程序混搭，原始的巴伐利亚法律的规定可作为一个具体示例：一个人带着6名共誓人向法庭主张其对某一处产业的权利；而该处产业的占有者也有一位证人为其权利进行抗辩，且这位证人必是附近的一位地主。于是，权利主张者攻击证人的可靠性——“汝以谎言负我。我得以单打独斗，得神昭示，汝等誓言是真是假”；而且，根据决斗所决定的，既包括证人的诚实与否，也包括这片地产的权利归属。
在司法性决斗的讨论中，必须记住很重要的一点：决斗断讼是一种司法制度，而决斗的习惯则是一种几乎存在于各个种族和时代的普遍现象，两者之间有着很大区别。当荷拉斯兄弟（the Horatii）遇上库里亚斯（the Curiatii）兄弟，或者安东尼（Antony）剑挑屋大维（Octavius）以决定罗马统治权，抑或理查二世（Richard II）在1384年仗着年轻提议与对手查理六世（Charles VI）用一对一格斗结束由瓦卢瓦的腓力（Philippe de Valois）和爱德华三世发动的战争，或者古代印度人为避免战争屠戮，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这些都是避免不必要的流血或者泄私愤的权宜之计。当亨利四世（Henri Quatre）时代的风流雅士，或者今时今日的火爆浪子，想用敌人的鲜血洗雪某种想象中的污点之时，就会进行决斗，它虽与司法性决斗更加相近，但也并非起源于此，而是源自所有古代部落普遍存在的一种私人报复权，以及封建时代绅士阶层独有的、与此相似的私人战争权。由来已久的要求“绅士式”的虚华方式，就这样既成了司法性决斗断讼这一习惯的目的，也成了其起源。私人战争（private war）的废止，刺激了决斗的兴盛，几乎与此同时，司法性决斗慢慢被废弃不用。两者此起彼伏，而且形式上近似，人们曾一度对它们的不同特性感到困惑，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然而，要想给它们之间画一条界线并非难事：一个的目标是寻求报复，获得赔偿；另一个则是探查真相，公正执法。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位名叫约翰•范•阿克尔（John Van Arckel）的荷兰骑士，跟随布永的戈弗雷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当一些德意志武装加入这支部队后，一位蒂洛尔（Tyrolese）的贵族看到范•阿克尔的部队在他的帐前列阵，旗帜和自己部队的一样，遂下令将其扯下。这种侮辱不可容忍，但是受到伤害的骑士并未贸然寻求恢复荣誉。他将案件诉至十字军统帅们面前，寻求司法解决。一番调查之后，双方均证明了他们对同样旗帜披挂的世袭权利。为了解决冲突和互相矛盾的主张，法官们下令采取司法性决斗，范•阿克尔杀死了对方并夺取了他的盾，证明了自己对“银底两红杠”徽标的权利主张。为表达对神明的感激，范•阿克尔在巴勒斯坦八年间都扛着这样的旗帜。这不是一场拘泥于细枝末节的争吵，也不是一种反击侮辱的模式，而是一次对法律争端的审理，是那个年代别无选择时允许采用的方法。在西西里晚祷事件（the Sicilian Vespers）之后，诡计多端的安茹的查理（Charles of Anjou）受到高歌猛进的对手阿拉贡的佩德罗一世（Pedro I of Aragon）的强力压制，并且急需时间镇压他半岛上的臣民发起的叛乱，于是他向唐•佩德罗（Don Pedro）派出一位先锋官，指控其恶意不宣而战。急躁的加泰罗尼亚人立刻中计，为了摆脱并非全无根据的指控，唐•佩德罗提出与指控者在决斗场（champ-clos）上碰面。双方都向福音书发誓，用战斗方式裁决这一指控，每方都集结了100人，来到当时尚在英王治下的中立地——波尔多。而这时，查理已经有足够时间腾出手来，轻而易举地设法阻止敌对双方会面。尽管实际上，这样的挑战与安东尼的几乎没有两样——它实质的代价是两西西里王国（the Two Sicilies）的王冠——其形式和目的依然属于司法性决斗，被告提出与控方亲身厮杀，以推翻对他的“不诚信”（mala fides）指控。同样如此的是，当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向查理五世（Charles V）挑战时，那无聊的虚张声势，并非想使半个欧洲免受战乱之灾，而仅仅是使他自己免受皇帝提出的背誓指控，并且这项指控证据确凿，因为法王确实违背了《马德里条约》。类似地，有一次同样披着司法决斗外衣的私斗，无论动机是否出于个人仇恨都可谓恶名昭彰，从而影响了骑士恶行的最后效仿者。这场有名的决斗，发生在1547年雅尔纳克（Jarnac）和拉•查斯泰那拉耶（La Chastaigneraye）之间，受到诚实的老布兰托姆（Brantöme）如此深切地悲悼，显示出两种决斗自始至终的差异。这次决斗举行了所有的司法仪式，并在亨利二世面前进行，它其实无关荣誉之事，而是使雅尔纳克能够摆脱对方的无耻指控。结果极其出人意料的是，拉•查斯泰那拉耶死去。而他是国王的宠臣，因此这位君王终止了所有合法化的决斗。但是非法的私斗不仅继续而且频繁出现，还史无前例地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愈演愈烈——亨利四世（Henry IV）在22年的时间里颁发了不少于7000道特赦令，赦免违反王室敕令的决斗行为。这样一种获得“满足”的模式，与我们的时代精神如此大相径庭，以至于我们毫不稀奇地看到，它的拥护者努力使其归于古代的决斗裁断之列。尽管两者都是野蛮的遗迹，都无疑是从原始的习俗和习惯中演化而来的，却有着根本不同而又同时并存的制度；而且，无论多大程度上偶尔被暴力时代的激情混为一谈，它们其实目标各异，采用了不同的程序形式。在这里我们只须把决斗当作严格的司法程序，而不是去谈论那些为迎合当代人偏执喜好而大量涌现的奇闻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