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产权理论
有关产权与资源、环境关系的分析是以“公地悲剧”为例展开的。经济学家以公地悲剧为例，做出了如果资源没有排他性的产权，必遭过度利用之厄运的结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产权界定清楚的资源通常利用和保护得更好一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实际上也是产权变革的方向。
海岸国家针对世界各国捕捞半径愈益扩大和海底矿产资源开发技术不断提升，将领海延伸为200海里的实质，就是从缩小资源开放的尺度（将世界级改为国家级）人手，降低资源管理的难度，以遏制资源耗竭和环境恶化。产权界定是解决资源耗竭和环境恶化问题的极为重要的手段。但无限夸大产权的作用也是不适宜的。
资源的产权界定的难度不一样。一般而言，大尺度资源的产权界定难于小尺度资源，弱可分性资源的产权界定难于强可分性资源，流动态资源的产权界定难于固定态资源的产权界定。在产权界定清楚的情形下，如果资源价格不适宜，仍有可能出现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资源和环境灾难。例如，当资源的增殖率低于银行利率时，那么开发资源并将其变现，再把钱存在银行里就比储存资源更有效，这说明仅有产权界定是不够的。但是将所有资源的产权都私有化是不太现实的。
（三）外部性理论
所谓外部性，就是行为个体的行动不是通过价格而影响到其他行为个体的情形。当某个人的行动所引起的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时，就存在外部性。
外部性有两种，一种是负外部性，即它把一些成本转嫁给社会。例如，一片森林，如果采伐者可以获得全部收益，而由此产生的水土流失等损失却要由大家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林主知道皆伐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他仍然会选择皆伐这样的采伐方式。如果在制度安排上林主要交纳相当于砍伐森林造成的负外部性的税金，就可以有效地解决诸如砍伐森林这样具有负外部性的问题。
另一种是正外部性，如造林会给社会带来正效应，但造林者并得不到这样的收益。如果效益的外溢导致造林者收益过少，造林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抑制。为了激励这样的行为，就要采用赠款、软贷款、价格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让造林者间接地获得一部分正外部性。
四、危机与创新的关系
人们往往谈危机色变。其实所谓发展，大多是通过创新克服危机的过程，所谓经济活力实际上就是克服危机的能力。一个没有危机的社会，很可能会因为没有创新激励而缺乏活力。
人类社会碰到的危机有三种：
一是资源短缺的危机。二是资源原有比较优势丧失的危机。三是环境承载力超过极限的危机。
资源短缺和资源原有比较优势丧失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加以解决，而环境的承载力是很有限的，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污染将累积在环境中，超过一定量之后，将对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后者是最难以应付的危机。
与三种危机出现的秩序相似，最先出现的是旨在化解资源短缺的创新，而后是旨在形成新的比较优势的创新，最后是旨在化解环境承载力接近极限的创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面临的是生产不足的压力，此时的任务是开发边际地上的生产潜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产品出现了相对过剩，于是采取了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等措施。鉴于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从生产潜力开发向生产能力保护转变的过程，所以有理由相信，社会的可持续性将会变得越来越强。
第二个变化是从依赖自然资源到依靠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转变。最初是人跟着资源走，哪里有自然资源，人造资本、人力资本就向哪里迁移，现在的情形是自然资源要跟着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走。例如森林，一方面是将人口密度相对较小的天然林区保护起来，另一方面是在人口密度较大且更适宜森林生长的南方培育速生丰产林、工业人工林。水资源也是如此，不是人口向水资源丰富地区迁移，而是把水资源调到人造资本、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
第三个变化是从资源基础型经济向科学基础型经济转变。也就是说，随着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不断增大。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不依赖于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一个越来越依靠人力资本的社会，将是可持续性越来越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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