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民主根基
从开会说起
把人民的呼声带上“两会”
大会堂北门亲历记
别让代表建议和委员提案成“空中楼阁”
代表议案“上会审议”的法治价值
议案提案不宜“重点督办”
代表与委员缺位的遗憾
莫要动辄“警惕”私营企业主的“参政热情”
个案不是人大对司法监督的范围
理性看待“两高”的反对票
为老百姓看好每一分钱
奢侈性采购的根子出在预算上
破解乡镇人大建设的制度性瓶颈
用“信息披露”取代“政绩广告”
正确看待政府的诚恳与善意
第二辑 宪意阑珊
从不许公民改名说开去
牛群卸任与谢军落选
“双重劳动标准”是一种隐藏的歧视
媒体与民意
消除歧视应是防艾立法核心
法治框架内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
“多一点赘肉不要紧，杨贵妃照样迷死唐明皇”
“杀人游戏”的非典型反思
媒体报道真实性的限度在哪里？
法治社会离不开道德建设
年终总结与契约意识
赌博受罚与私域保护
警惕法律信仰危机
推荐一个“小人物”
第三辑 良善之法
该让什么民意“左右”立法？
警惕“立法万能主义情结”
道德莫要绑架法律
立法咨询专家：期待之中的担忧
让立法更加民主和透明
正视立法中的利益博弈
好心是否要有立法支撑？
立法没有最优只有次优
区域立法协调的法治示范意义
公务员工资如何立法规范？
唯上是从还是唯法是从？
《行政强制法》：给权力的舞蹈戴上镣铐
《企业破产法》：一切才刚刚开始
银监会扩权：公权与私权需平衡
城乡选举权平等：渐进的过程，必然的方向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何去何从？
规避《劳动合同法》是一条死胡同
《劳动合同法》绝不是“吃力不讨好”
个人破产立法时机尚不成熟
第四辑 治理之道
律师介入信访值得提倡
艾滋病预防期待走出法治悖论
权利救济途径不畅是私力救济的源头
个性化车牌复出引发的思考
手机实名制：争论背后的思考
应急预案是政府行政能力的“试金石”
民间反扒：离“天下无贼”有多远
手捧鲜花和街头抓拍
养犬立法要避免“两头不讨好”的尴尬
“一路畅通”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
禁摩再起风云，程序优先实体
宋庄风云的标本意义
从“瓮安事件”看程序正义
第五辑 竞争法则
反行政垄断：反垄断法之核心
卡拉如何OK——统一KTV曲库争论背后的思考
扶上马，送一程，莫恋栈
关注垄断就是关心自己
警惕以“自律”为名，行“垄断”之实
公路收费还贷要“有始有终”
从奥运门票看人情与制度
为《反垄断法》的顺利出台鼓与呼
从通存通兑涉嫌垄断说起
标准背后的垄断诉求
电价上涨该谁买单？
还有多少不合理的“行规”没有打破
《反垄断法》实施前夜的喜与忧
“黑屏”反盗版并非明智之举
第六辑 司法正义
证人保护制度有待深化
检方提前介入：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
要“大侠”还是要警察
“球迷的狂欢”莫成“赌徒的盛宴”
未成年人司法解释：保护权益还是纵容犯罪？
电脑量刑与法官的理性局限
信访必须也只能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
创新“调解”这一利益协调的“东方经验”
警惕破产制度设计中的“腐败黑洞”
从“女儿举报父亲”谈“亲亲相隐”
“裸聊”案撤诉的法治理性
对轻微犯罪不捕不诉：放纵还是宽容？
私力救济式的暴力维权为何层出不穷？
返航事件的法律考量
“人肉搜索”必须接受法律规制
网络侵权的认定应“公私分明”
第七辑 公民问政
别拿“不知法”推卸责任
“新闻发言人”不是“政策传声筒”
“双重国籍”不是引进人才的筹码
我们为什么难以培养“学术大师”
政府官员不能市场化
别让“听证会”异化为“恳谈会”
安全感上升引发的思考
及时叫停“拍卖狩猎权”是明智之举
莫让爱心为法所伤
为大龄女青年鸣不平
公布领导电话能否承载民众诉求
为立法解禁小商小贩叫好
把文明的理念内化为文明的习惯
驻京办该不该撤？
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
第八辑 香江札记
闲话香港立法会二三事
香港“接访”亲历记
当“大花筒”遇上“看门狗”
细节之处的司法尊荣
一场盛典管窥香港法治
法庭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地方
常识的力量
“香港胜在有你和ICAC”
“廉署请你喝咖啡！”
“黑暗年代”的彻底终结
廉署与警队的“爱恨情仇”
一部纪录片背后的冲突与妥协
香港街头的“标语”与“告示”
后记：热血的青春还需好好淬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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