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中美军事关系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极为矛盾的，令人诧异的是这种矛盾性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延续至今。基于这一认识，本书试图“在历史进程之全时期中，求其体段，寻其态势，看他如何配搭组织，再看他如何动进向前。”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弁言第7页。
19世纪，广州被认为是美国在摆脱了大英帝国的控制之后所谋求的第一个海外市场。然而，这种跨越了太平洋的交往随之产生了矛盾：一方面，美国的传教士和商人认为美国的使命是改造中国古老的文明使之现代化；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移民却在美国受到了嘲笑和仇视，并在1882年遭到驱逐。【美】孔华润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汪熙主编：《中美关系研究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2版，第1页。
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德国、英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发送了关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声明。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之间，在目的与手段之间，美国时常为了保持平衡而事实上处于摇摆不稳的状态。正如美籍学者邹谠所云，“从送交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到北朝鲜进军前夕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中国政策的失败是由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所决定的，这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间失去了平衡。”【美】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美国所说的门户开放政策包括尊重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和最为有效地坚持贸易机会均等，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必然：“尊重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的原则首先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是以政治手段实现经济目标，或者说，只有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才能最有效地坚持贸易机会均等的原则”。【美】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在这一利益驱动下，美国在远东的政策是积极的、“干涉主义的”，而在欧洲的政策则是消极的、“孤立主义的”。但是，在维护这一政策的实施上，政治目的和军事手段的正确顺序被颠倒。
在这样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区间中，在强权即“公理”的国际环境下，不能不从美对华所为中清醒地进行简要总结：第一，美国是一个用商业思维来处理国际关系的国家，利益是其始终不变的首要追求；第二，美国精于玩转贸易、军事与外交“三球不落”的手法，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第三，作为英国的学生，美国很快掌握了对华“态度坚定是最重要的，凡有必要时就用武力”的“适用办法”，借英国实力达到自己的目的——“狮子一吼，猎物到手；豺狼微笑，拾起骨头”【美】孔华润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汪熙主编：《中美关系研究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2版，第13页。；第四，尽管美国由于自身实力还不足以如英法两国般施展军事与外交的手腕，是一个“腼腆”的侵略者，但这并不改变“侵略者”这一本质；第五，在“炮舰”之后，美国传教士们得以不加约束地在清末的中国输出文化，试图将自认为“优越”的价值观念强加给中国人。
与当时的美国相比，清朝政府对美则带有太多的一厢情愿，尽管有识之士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依然不能击碎清廷耽溺于对美的幼稚幻想。在对虎狼世界懵然不知、对“国际法”及规则的意义不知更不能为已所用、对技术改变国家发展现状后知后觉等诸多因素背后，最后的也是最为真实的因素便是实力——除了实力，还是实力。在没有规则的世界，强权即是规则；在规则正在形成中的世界，拥有实力者制定规则；在规则既定的世界里，实力者才有可能改变规则。这是列强用耻辱和强权给近代中国上的一堂深入骨髓的国际政治课。但，这是开始，也是结束。
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华的态度继续徘徊在吸引和排斥两极之间。美国宣布采取门户开放政策，保持和发展在中国的贸易，但是并没有促其实施；美国提倡变革和现代化，却对20年代在中国涌现的革命派蹙额疾首。【美】孔华润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汪熙主编：《中美关系研究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2版，第1页。
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把中国列为第三等参战国，只给了蒋介石象征性的援助；而当日本将侵略的战火推向中国领土腹地，美国使用了武力，但即使此时，美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中国能够继续参战。在雅尔塔，罗斯福事先并没有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便把中国东北的铁路和港口控制权转让给了苏联。这一段历史的回顾让人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印象深刻。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与美军开始了一段军事交往。抗战初期，毛泽东首次正式批准了西方新闻记者斯诺对苏区的采访，并以坦诚开放的态度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共的革命，由此打开了中国人民军队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大门。1941年2月，美国总统特使来华访问期间会见了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尽管此次会见没有取得美对华的援助，但却是中共领导人与美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正式面谈。第二年，以谢伟思、戴维斯为代表的部分驻华使节及美军在华军事顾问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呼吁下，主张去延安进行考察。全面抗战时期，美军观察组（史称“迪克西使团”）于1944年7月和8月分两批到达延安访问。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军方的第一次接触，也正是在这次接触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制定了第一份外交工作方针性的文件——塑造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雏形。袁野：《毛泽东的军事外交思想》，《国防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35页。1944年9月，毛泽东、刘少奇给饶漱石等的电报中明确提出了与美军进行军事合作的方针：“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的既定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44页。在高层交流方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人亲自接见观察组并系统宣传了中共的抗日方针和革命政策。在军事训练方面，边区官兵和美军观察组人员进行了多次的军事技术、技能及训练方法交流，为了让观察组成员更深入地了解延安的军队和地方建设情况，中共安排了参观延安的活动，还组织部分成员分赴晋绥、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在军事情报合作方面，中共根据美方提出的迫切要求，决定在敌后各战略基地的司令部增设战略性的情报机关，即联络处，其职能是当同盟国家派遣军官到达抗日根据地时，由联络处给予情报业务上的帮助。据八路军不完全统计，直到抗战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向美方提供经整理过的情报共120多份，而美方也相应地给予了中共军队一定的情报支持。孔繁政、陈政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统战与军事交往》，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典型的战例是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组织实施对武汉附近地区日军机场的进攻作战，由于新四军五师与美军在军事情报上的有效合作，美军以极小的代价，击毁日机近百架，基本上消灭了武汉地区日军的空中力量，重新夺回了华中地区的制空权。在作战配合方面，对于美军提出我军在华北、华东和华南地区配合美军登陆部署的问题，中共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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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熙（《中美关系研究丛书》前言）
不过我强烈地希望读者去关注更宽广的世界舞台及出场的其他演员，我所描述的情节都是在这个舞台上发生的。
——【美】孔华润（Warren I Co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