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北宋东京的具体时空为依托，立足于朝堂之外，探讨士人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交游活动及其与都市空间的互动。本书围绕地方士人融入东京社会这一主线，选择拜谒、走访、宴饮、雅集、送别等五种有代表性的交游，并联系这些活动所依存的朝廷制度、社会习俗等历史背景，分析各种人际关系的生成与维系。本书的讨论虽也涉及名公巨卿、达官显贵，但研究角度则是从宏大叙事到日常取向的转变，重点关注士人群体在朝堂之外的那些以往不被重视的生活内容，以期对士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士人社会的诸多现象获得更为丰富、立体而深刻的认识。
二 乌台诗案：交谊弥笃
身处王朝的政治中心，东京士人之间的走访更能折射出
各种层面的世态人情。既有像嘉祐四友那样在政治风潮中因
恩怨纠葛而分道扬镳；也有一些士人来往的初衷并无意于政
治，而是身不由己地被政治事件所牵连， 但彼此情深意笃，
依然常相游从。以下我们主要以乌台诗案所关涉的走访活动
为例来讨论后一种情形，以期从另一侧面来透视士人社会的
多样面貌。
元丰二年二月，苏轼自徐州移知湖州，到任时进《湖州
谢上表》，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御史中丞李定， 先
后据以弹劾，遂成“乌台诗案”。这年八月十八日， 苏轼自
湖州入御史台狱，直至三十日，苏轼始供出“自来与人有诗
赋往还人数姓名”。② 由此，乌台之勘又给当日与苏轼来往的
士人带来牵连之祸。经过四个多月的勘治， 终于拟出最后的
审判结果，被贬或受罚的名单及处分如下：
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
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
前去。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勒停。著作佐
郎、签书应天府判官苏辙监筠州盐酒税务。正字王巩监宾
州盐酒务，令开封府差人押出门，趣赴任。太子少师致仕
张方平、知制诰李清臣罚铜三十斤。端明殿学士司马光、
户部侍郎致仕范镇、知开封府钱藻、知审官东院陈襄、京
东转运使刘窸、淮南西路提点刑狱李常、知福州孙觉、知
亳州曾巩、知河中府王汾、知宗正丞刘挚、著作佐郎黄庭
坚、卫尉寺丞戚秉道、正字吴、知考城县盛侨、知滕县
王安上、乐清县令周、监仁和县盐税杜子方、监澶州酒
税颜复、选人陈皀、钱世雄各罚铜二十斤。①
关于这次文字狱的政治背景与来龙去脉，以往研究北宋党争的
学者多有阐述。但是，这些研究多是着眼于朝堂之内，所注意
到的也多是人际关系所存在的事实或结果，而对于这些关系
所赖以生成的交游场景却少有关注。如果不是乌台诗案的爆
发，苏轼与以上诸人的关系也许并不会引起关注。实际上，
政治史上的激烈冲突所关涉的人际关系，其结成并非一朝一
夕，而是蕴含在一系列波澜不惊的日常交往中。具体到此案
中被贬逐和责罚的诸人，我们仅从现存史料也可发现， 他们
在此案的前后多有来往。在此不是对苏轼的交游进行全面考
证，主要是以王巩、范镇等人为例，藉以考察士人走访的另
外一种情形。
（一） “径走城东求故人”：苏轼与王巩
王巩，字定国，出身世家， 其曾祖王祜“创居第于曹门
外”①，其祖乃名相王旦，因所居城东曹门外有牛行巷，人称
“牛行相君”。苏轼有诗《送颜复兼寄王巩》云：“君知牛行相
君宅，扣门但觅王居士。”② 王巩所造清虚堂即位于“其居室
之西”。③ 《汴京遗迹志》亦载， 清虚堂位于“汴城内之东
隅”。④熙宁九年冬天，苏辙寓居范镇东园，王巩招其饮酒作诗，
苏辙次巩韵，诗云： “都城岁晚不归去，客舍夜寒犹独吟。樽
酒怜君偏好客，诗篇寄我谬知音。会须雪里相从饮，履迹旋平
无处寻”。不久下雪，苏辙果然与孙洙会饮于王巩西堂（即清
虚堂），戏成三绝，诗云：南国高人真巨源， 华堂邂逅接清樽。十年一见都如
梦，莫怪终宵语笑喧。倾尽香醪雪亦晴， 东斋醉卧已三更。佳人不惯生疏客，不尽清歌宛转声。
孙洙，字巨源，广陵人， 博闻强识， 名练典故， 故赞其“南
国高人”。由“十年一见都如梦”，可知二人相交于熙宁之初。
十二年后，苏轼兄弟再访王巩，故地重游，感慨万千，苏辙赋
诗《雪中访王定国感旧》云：
昔游都城岁方除， 飞雪纷纷落花絮。径走城东求故
人，马蹄旋没无寻处。翰林词人呼巨源， 笑谈通夜倒清
樽。住在城西不能返，醉卧吉祥朝日暾。①
显然孙洙、苏辙住在城西，距离王巩城东的宅第较远；而且夜
深雪大，当晚就醉卧王巩家中，次日乃返。
熙宁十年正月八日，应王巩之请，苏辙为其清虚堂作记，
首云： “王君定国为堂于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奇琬琰之
观，后有竹林阴森冰雪之植，中置图史百物，而名之曰‘清
虚’。日与其游， 贤士大夫相从于其间， 啸歌吟咏， 举酒相
属，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游于其堂者，萧然如入于山林高僧
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尘土之乡也”。② 苏轼则为之作《跋所
书清虚堂记》。③ 时人的亭堂园苑获得苏轼的作文题记，无疑
被赋予高雅的文化意蕴。对于主人而言，这一行为带有明显的
炫耀性与展示性的成分，因为这既体现出其与文坛巨擘苏轼之
间非同一般的交情，也提升了其身份和地位。
虽然王巩与苏轼交游并看不出存有明确的政治意向，但在
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中，也因与苏轼有诗赋往还而遭受牵连，
朝廷命其“监宾州盐酒务，令开封府差人押出门，趣赴任”。①
不过，这场政治风波并未影响到双方的感情，甚至产生了患难
与共的情谊。元丰八年十二月上旬末，苏轼再次回到京城②，
“居阊阖门外白家巷中”③。这月下旬，苏轼与王巩、王震叔侄
有酬唱。④
元祐三年十二月七日，苏轼兄弟造访牛行巷的王巩，会饮
清虚堂中。苏轼有诗，题曰： “兴龙节侍宴前一日，微雪，与
子由同访王定国，小饮清虚堂。定国出数诗，皆佳，而五言尤
奇。子由又言：昔与孙巨源同过定国，感念存没，悲叹久之。
夜归，稍醒，各赋一篇，明日朝中以示定国也”。⑤ 王巩即兴
赋诗，苏轼兄弟均次韵酬答，诗题分别为《次韵王定国会饮
清虚堂》《次韵王定国见赠》；苏辙还有诗《雪中访王定国感
旧》回忆十二年前与孙洙雪中造访王巩的情形⑥，而此时孙洙
已经去世。元四年正月，苏轼再次造访王巩，并为其所藏的
王诜《着色山》绘画赋诗二首。①
不仅仅王诜、王巩，乌台诗案的其他受害者，日后与苏轼
也情深意笃。比如刘窸，元年间与苏轼同朝为官，二人过从
甚密，尝互谑为乐。刘窸曾在苏轼家观其堂中画松图，并赋诗
艳羡不已。② 元四年三月刘窸去世，苏轼在《书黄州诗记刘
原父语》云，窸兄敞（原父） 卒久， “尚有贡父（刘窸） 在。
每与语，强人意，今复死矣”。③
（二） “独向城西寻隐君”：苏轼与范镇
官员在朝堂外的私人交往，在宋廷看来并非无关紧要之
事。为了防止官僚趁着出谒、受谒其他官僚之际而植党结派，
宋廷不断颁布“谒禁法”，试图予以限制或禁止。④ 范镇不仅
对谒禁法持反对意见，而且不管在任官之时，还是在致仕之
后，他都毫不避嫌地与人来往，乌台诗案中也正是因此而受到
牵连。
宋初大臣多无私第，私谒活动较为少见。之后大臣陆续拥
有私家宅第，在其中接见宾客的情形也随之而来。对于谒禁
法，当时的朝臣意见并不统一。比如庆历三年九月，诏“执
政大臣非假休不许私第接见宾客”。① 此举即遭到以范镇为代
表的一些大臣的强烈反对。文彦博、富弼入相， “诏百官郊
迎”。范镇曰： “隆之以虚礼，不若推之以至诚。陛下用两人
为相，举朝皆谓得人。然近制，两制不得诣宰相居第，百官不
得间见，是不推之以诚也。愿罢郊迎，除谒禁，则于御臣之术
为两得矣。”② 其后，谒禁法时有废罢，总的趋势是不断扩大
禁谒的范围，使谒禁法更加严密完善。另一方面，谒禁诏令的
不断颁布，也正反映出官员私谒现象的屡禁不止。
严格来说，走访与私谒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一般来说，
私谒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功利性，走访则带有较强的日常性和
随意性。朝廷颁布谒禁法虽有其道理，但这显然干扰了官员之
间的正常人际交往，因而也遭到一些漠视和抵制。以下我们对
范镇进行考察，以期透过他的人际交往，窥见当时官员对于谒
禁法的“熟视无睹”。范镇， 字景仁， 华阳（今四川成都） 人。乾兴三年
（１０２５），范镇结识薛奎。薛奎当时“守蜀，一见爱之，馆于
府舍，俾与子弟讲学”，还朝时带范镇进京，对人言： “得一
伟人，当以文学名世”。宋庠兄弟见范镇文章， “自谓弗及，
与为布衣交”。宝元元年，范镇果然不负众望， “举进士，礼
部奏名第一”。③ 仁宗时知谏院，神宗时为翰林学士。
范镇与朝中友好多有互访往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