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原，山东阳谷人，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博士导师、中国现代政党史教研室主任。曾任聊城大学讲师、中山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河北省大名县挂职副县长、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有《〈独立评论〉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政治思潮》、《当代北京市居民的消费生活方式》（合著）、《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潮——中华民国专题史（第二卷）》（合著），发表论文60余篇。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在问题重重的近代中国，各种纷繁的思想言说的背后往往蕴藏着实实在在的历史。近代中国的知识人，内心充满了矛盾、犹豫、困惑、变化、反复和迷惘。思想的威力往往导致时代的速变。然而，这其中又暗含着历史的悖论：各种“激变”的背后往往潜伏着“不变”。守旧者未必落后，趋新者也并不一定是进步。思想推动着历史，历史又在筛选着思想。历史常常是不讲理的，任性的。在许多情况下，不是深邃的思想，而是浮泛的感性或者某种狂热性在推动着历史前进。

不打不相识

　　关于胡适等自由知识人与三民主义在五四以后的关系,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仍有许多未增揭示的面相,特别是对双方关系的演变过程似乎还缺乏一种整体的了解。因而有必要对二者关系的由来、接近、冲突及磨合作一个长时段的鸟瞰。

　　后来成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与“三民主义者”的最早接触应该是在他就读于中国公学时期。 1929 年,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史》中说:“我那时只有十几岁,初进去时,只见许多没有辫子的中年、少年,后来才知道大多数都是革命党人,有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姓名。如熊克武先生,不但和我同学,还和我同住过,我只知道他姓卢,大家都叫他‘老卢’,竟不知道他姓熊。同学之中死于革命的,我所能记忆的有廖德璠,死于端方之手;饶可权死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为黄花冈七十二人之一。熊克武、但懋辛皆参与广州之役。教员之中,宋耀如先生为孙中山先生最早同志之一;马君武、沈翔云、于右任、彭施涤诸先生皆是老革命党。中国公学的寄宿舍常常是革命党的旅馆,章炳麟先生出狱后即住在这里,戴天仇先生也曾住过,陈其美先生也时时往来这里。有时候,忽然班上少了一两个同学,后来才知道是干革命或暗杀去了。如任鸿隽忽然往日本学工业化学去了,后来才知道他去学制造炸弹去了;如但懋辛也忽然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同汪精卫、黄复生到北京谋刺摄政王去了。所以当时的中国公学的确是一个革命大机关。”

　　胡适这里提到的名字,大都是国民党的元老或后来的国民党要人。这段经历也许给胡适最大的影响就是见识了什么叫做“革命”。“革命党人”活动的秘密性和危险性,对于幼时就有“小先生”称号的“文气”十足的胡适,大概有一种天生的不相合。但是,他在“革命大机关”里却并没有走上“革命”之路,除了有“革命党”的“爱护”因素之外,显然还与他个人对“革命党”及其活动的观感有关。胡适回忆:“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的多;我是做惯班长的人,到这里才感觉到我是个小孩子。不久,我已感得公学的英文、数学都很浅,我在甲班里很不费气力。那时候,中国教育界的科学程度太浅,中国公学至多不过可比现在的两级中学程度,然而有好几门功课都不能不请日本教员来教……教员和年长的同学都把我们看作小弟弟,特别爱护我们,鼓励我们。我和这一班年事稍长、阅历较深的师友们往来,受他们的影响最大。我从小本来就没有过小孩子的生活,现在天天和这班年长的人在一块,更觉得自己不是个小孩子了。”

　　然而,在年龄上实是一个“小孩子”的眼里,“公学的英文、数学都很浅”,并感到“在甲班里很不费气力”。这说明胡适到中国公学以后很快就取得了一种心理上的优势和自信。他记得,有一次“革命党”从国外回来携带“禁品”出了事,由于他“可以说几句英国话”,还请他去海关上交涉。最能使他自感“文才”之突出的是,他这样一个“小孩子”竟做了《竞业旬报》的编辑,并且“在学校里颇有少年诗人之名”。作为一个“小孩子”却有这样的“特遇”,不能不令他感到“年长”的人也不过如此,这大概正是他“和这班年长的人在一块,更觉得自己不是个小孩子”的原因所在。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胡适又说“受他们的影响最大”,那么影响他“最大”的是什么呢? 显然不是学问上的,从其回忆及他后来的个人选择来看,也肯定不是“革命精神上”的。因此,“影响”他“最大”的应该是生活上的。“这些人都是日本留学生,都有革命党的关系……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圆。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幼年“总是文绉绉的”胡适,竟“学堕落”到这步田地,不能不说是“革命党人”对他的影响之“大”。这样一种影响,使他年长后对“革命”缺乏敬仰,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中国公学时期,“革命党人”给胡适的印象至少有这样三种:(一)生活放荡。(二)读书少,学识浅。 1926 年,丁文江曾向胡适谈及:“至于国民党的那一套,我真正不敢佩服。我所检查到的信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主张,是学生应该‘少读书,多做事’! 你想这般青年,就是握了政权,有多大的希望呢?”对国民党的这样一种观念,在曾与国民党人“胡混”过的胡适头脑里,或许形成得更早。不过,“少读书,多做事”,此后的确成了中国青年人革命或者从政的“秘诀”。即使真正“握了政权”,在自由主义者眼里,也的确没有看到“多大的希望”,因而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三)“三民主义”言论大而空。胡适曾说,在中国公学时期,“要看东京出版的《民报》,是最方便的。暑假、年假中,许多同学把《民报》缝在枕头里带回内地去传阅”。“最方便”一词说明读《民报》是胡适当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提示了他对《民报》有相当的了解。但是,后来他谈到报刊与时代的关系时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胡适对《民报》的这种看轻,不能不说与他早年对《民报》的“读后感”有关。虽然后来胡适被冯自由称为“民国前革命报人”,但他却经常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国民党的“无好感”,乃至自觉地对它批评或谴责,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是源于中国公学时期“三民主义者”给他的这些印象。

导论:揭示思想背后的历史

第一章 边缘与中心

一、做“活事”的媒介

二、自觉的“中心”意识

三、全国人的公共刊物

四、社会各界的评说

第二章 五四之后论五四

一、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

二、个人解放和社会改造

三、反封建与资本主义文化

四、“内容非常复杂的运动”

第三章 三大思想的鼎足而立

一、我们与你们

二、不打不相识

第四章 民主与独裁之争

一、言人人殊的“民主”

二、努力产生中国的新政治理论

三、异中之“同”

第五章 全盘西化的背后

一、全盘西化的滥觞

二、文化概念

三、“文化圈围”理论

四、“文化演进”理论

五、文化“一致与和谐”理论

第六章 文化领域里“没有了中国”

一、新教育的中国化

二、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

第七章 国民党“唯一思想”的悖论

一、借台唱戏

二、“演员”的思想

三、“戏”中有“戏”

第八章 左翼思潮的兴盛及变化

一、“左翼文化”运动

二、“保持政治的优位”

三、资社之分与中外之别

四、封建与传统

五、一切主义“各有一长”

结语：思想的威力与历史的悖论

征引文献举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