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由来与选题意义
古今中外，各个领域，都存在危机和危机管理问题。公元前12世纪，特洛伊人遭受古希腊人的10年围困，终因中“木马计”而亡城。228年，司马懿15万大军兵临城下，诸葛亮焚香操琴巧施“空城计”以退之。2003年，中国成功抗击非典型性肺炎（SARS）疫情。2007年，美国爆发次级抵押贷款危机进而于2008年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对各种危机及其管理的相关研究，亦层见叠出，不乏力作。对于国际关系学来说，自被视为冷战顶峰和转折点、将人类社会推到一场毁灭性核战争边缘的古巴导弹危机开始，国际危机管理研究成为了该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地区的学者相比，欧美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一直处于高度活跃的状态和相对领先的位置。冷战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也在逐步加深，并且形成自己的一些特点。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不仅使广大普通投资者损失惨重、叫苦不迭，而且还让不少国家的决策者压力重重、心力交瘁。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端于2007年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而深化于2010年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金融经济特别是外贸领域产生了直接、重要的影响。在欧债危机久久消散不去之时，中欧高层频繁、积极地互动，中国及时向欧洲伸出援助之手，通过双边协议以及利用国际组织等多种形式购买欧洲主权债券、提供注资，双方对欧洲以及全球金融危机进行了合作管理。但这样的金融危机及其救助究竟是怎样一种国际危机和危机管理，与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引发的经济大萧条、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导致的石油危机和经济危机及其应对有何异同，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1999年美国战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及其应对又有何异同，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和学理分析。
但如以中欧合作管理国际金融危机为出发点，对中欧管理国际危机进行文献检索就会发现，不管是中国学者还是欧洲学者，很少有人对该主题进行学术研究。相形之下，中美危机管理研究近有蔚为大观之势。那么，原因何在？是中欧间没有危机或是中欧没有要去管理的危机，还是学界忽略了这一具体研究领域？
不管在军事、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领域，中欧都可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际行为体，其必然在各个领域有所作为，而其所作所为、一举一动又都必然会产生广泛影响，这种作为和影响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和引发两者间的碰撞、矛盾甚至冲突。事实是，中欧之间确实存在各种类型的危机，中欧也确有需要去管理的危机。那么双方是否能够对这些危机进行有效管理，各自的管理方式是否存在不同？双方在管理过程中是否能开展积极互动，这种互动的形式如何，其原因又何在？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解答。
本书将以中欧在危机管理中的过程和互动为主要研究内容，重点分析合作、竞争或者对抗等不同互动形式背后的利益与价值观原因，予以较为合理的解释。在此过程中，将对国际危机及其管理、利益与价值观的已有研究进行梳理与分析，提出自己的观点；对中欧管理的国际危机的性质、特点进行研究，加以类型区分；对中欧行为体自身情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阐释。
从学术意义上来讲，虽然学界对国际危机管理研究日益重要这一点存在普遍共识，但如何将其作为国际关系学中的一个专门领域进行探索研究、加以学术构建，在近年来却缺少明显进展。这既与国际危机管理的高度实用性有关，不少研究都旨在直接为决策提供服务，与对危机及其管理的理解分析的时代性有关，可能还与国际危机管理研究过于依赖与沿袭美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经验与知识有关。此外，虽然学界对中欧关系研究甚丰，但至今没有从危机管理这个角度予以切入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本书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新时期各种类型的危机及其管理，并围绕国际关系领域中利益与价值观这两个核心概念，通过建立利益—价值观互动影响的解释框架，更加清晰、有效地对中欧如何在2001—2010年间进行国际危机管理进行分析，进而对中欧管理危机的互动形式及其原因予以总结归纳。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随着中国的大国崛起，其国家利益内涵更加丰富、外延不断扩展，特别是所涉海外利益不断延伸，国家价值观更加明确，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更为加强，对外战略与政策中必须对可能面临的更多、更复杂的国际危机加以更为充分的考虑，需要预设各项对策、预建各类应对机制。中国与欧盟互动频繁，中欧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中欧国际危机管理互动的形式特点是中欧关系基本性质与内容的集中体现。中欧关系的历史对中欧国际危机管理互动的现状具有深刻的影响作用，而中欧国际危机管理互动的现状又对中欧关系的未来具有关键的塑造作用。本书的研究，首先对认识和管理国际危机、开展决策具有一定参考作用，可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与价值观；其次对中欧之间如何通过管理危机、缓解化解矛盾，或者提升合作水平，从而更为有效地推动双边关系的深化发展也能起到相应的参考作用；再次是可以为建立中欧危机管理机制提供一些智力支持。1
二、 中欧关系与国际危机管理研究现状
中欧国际危机管理互动，从范围上来说包含于中欧关系之中，即分析中欧在国际危机管理这个特定领域的关系。中欧国际危机管理互动，从路径上来说属于国际危机管理研究或是对它的一种拓展，即在传统的国际危机管理基础上着重分析管理者间的互动。但不管是在中欧关系研究领域，还是在国际危机管理研究领域，都很少见到专门研究中欧国际危机管理的作品。中欧关系研究
对中欧关系的研究虽然没有中美关系研究那么引人注目，却也达到了卷帙浩繁的程度。如果把“欧”界定为欧盟和欧洲国家，把中英、中法、中德等两国关系纳入中欧关系之中的话，那么相应的研究范围的广阔性、层次的丰富性、因素的复杂性将会急剧放大，应该可居中国对外双边关系研究之冠。不过一般来说，所谓中欧关系，主要指中国与欧盟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欧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国际行为体。由于欧洲一体化还处于发展过程，欧盟具有多元一体、多层治理的独特性，在不同领域，欧盟层面与成员国层面享有的权能不尽相同。与之相应的是，欧盟的决策机制也相当复杂。所以在涉及中欧关系的具体领域甚至具体问题时，这个“欧”究竟指整个欧盟，还是特定的欧盟超国家机构或者成员国，会有一定区别和侧重。本书提到“中欧”中的“欧”，是指包含了28个成员国的整个欧盟。在表示整个欧盟时，有时还会用“欧洲”“欧盟及其成员国”等提法，但含义不变。在本书相关各章，由于分析的具体领域和问题不同，实际代表“欧”的行为体会有所变化，但都会事先加以界定说明。比如在中欧涉藏危机管理的案例分析时，主要是以德国、法国这两个欧盟成员国来代表“欧”。
2000年至今，中欧关系研究硕果累累，这些作品对中欧关系的分析各具特色，既有对某一历史时期的全景阐释，又有从某一理论视角切入的重点论述，当然更不乏对某一具体问题的深入剖析。仅以中文著作来说，第一类对某一历史时期中欧关系全景阐释的著作就包括了周弘等编著的《共性与差异：中国与欧盟伙伴关系评析》《中欧关系：观念政策与前景》《中欧关系研究报告（2014）：盘点战略伙伴关系十年》等，从中欧某一方政策出发阐释中欧关系的有林甦等编著的《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与中国—欧盟关系》、伍贻康等编著的《欧洲一体化的走向和中欧关系》等，以及从更广范围阐释中欧关系的张沱生等编著的《中美欧关系：构建新的世界秩序》、陈志敏等编著的《中国、美国与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等。第二类从某一理论视角切入对中欧关系进行重点论述的作品包括了郭关玉的《中国—欧盟合作研究》、朱立群的《国际体系与中欧关系》、潘忠岐等编著的《概念分歧与中欧关系》、叶江的《中欧关系新管窥——以国际体系转型及全球治理为视角的分析》等。第三类对中欧关系某一具体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的著作包括了门镜和本杰明·巴顿（Benjamin Barton）编著的《中国、欧盟在非洲——欧中关系中的非洲因素》、张利华和岩·瓦德哈斯特（Jan Van Der Harst）编著的《欧债危机与中欧关系》等。2除了中文著作外，还有梅兆荣的《中欧关系新观察》、陈志敏的《新多极伙伴世界中的中欧关系》、冯仲平的《新形势下欧盟对华政策及中欧关系发展前景》等诸多高质量中文论文，以及斯坦利·克罗西克（Stanley Crossick）和骆一德（Etienne Reuter）编著的《中国—欧盟：一个共同的未来》（ChinaEU: A Common Future）、约翰·福克斯（John Fox）和顾德明（Francois Godement）的《欧中关系实力评估》（A Power Audit of EUChina Relations）等大量外文著作与论文。国际危机管理研究
对于国际关系学来说，自20世纪60年代的美苏古巴导弹危机正式开启了国际危机管理研究的大门以来，各国学者在该领域不断探索，进行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产生了一些颇具影响的经典之作，针对不同的危机管理主题提出了各种研究方法。
历史视角
从纵向看，我们可以阶段划分的方式对国际危机管理研究的情况进行比较全面而有序的梳理。一般可将国际危机管理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冷战时期、冷战结束到21世纪初，以及“9·11”事件后至今。如果划分得更细，则可分为五个阶段。这些大小阶段的划分，体现了危机管理研究的发展变化，实际上也是国际形势以及危机的特点发展变化的体现。比较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虽然中国学者的危机管理研究起步晚了很多，但在现实需要的驱动下，在21世纪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成果。
1. 西方学者的研究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西方关于国际危机和危机管理的研究可分为五个阶段。3
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是危机管理研究的启动期，也是各学派独立研究的阶段。这期间，战略研究学派（strategic studies）和心理研究学派（psychological studies）对危机行为进行了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局限于对危机个案的分析，研究的成果也主要集中在决策领域。4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危机综合研究阶段。查尔斯·赫尔曼（Charles F.Hermann）主编的国际危机研究论文集《从行为研究透视国际危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危机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战略研究学派和心理研究学派也开始相互承认，相互吸取对方的理论，这一阶段是危机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阶段。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系统研究阶段。迈克尔·布莱彻（Michael Brecher）和乔纳森·威尔肯菲尔德（Jonathan Wilkenfeld）主持编写了《国际危机手册》和《外交危机手册》，作者在对各种危机变量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国际危机、外交危机，以及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综合危机分析模型，从而把危机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外，吉尔伯特·威汉姆（Gilbert R.Winham）主编的《国际危机管理新问题》在冷战结束前夕对冷战期间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予以了总结，对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核危机管理以及美苏对地区危机管理的能力等做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第四阶段：冷战结束后至21世纪初，是危机管理理论发展的扩展期。随着冷战的结束，原先危机管理研究对美苏核战争恐惧的动力不复存在，世界核大战危机的消失和美国主导地区危机和冲突能力的增强，美国学者对地区冲突和危机研究的学术焦点也发生了转移，由“危机管理”转向更为宽泛的“冲突管理”和“使用武力”问题，并出版了大量的理论专著。从如何实施干涉，特别是从如何确保武力威胁和使用武力成功的视角，而不是传统危机管理的视角来进行研究，这反映了美国和西方对地区危机的态度和管理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第五阶段：“9·11”事件后至今，是危机管理理论发展的转型期。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把“9·11”事件视为国家安全理论发展的转折点，认为全球化发展使得确保国家安全的首要选择不再通过其他途径，而是通过危机管理来实现。
2. 中国学者的研究
大体来说，中国大陆的危机及其管理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5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在这一阶段，人们对于危机的认识还处于比较表层的感性阶段，学术界有关危机的研究寥寥无几。1989年，潘光主编的《当代国际危机研究》可能是中国第一部有关危机的学术专著，对危机案例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危机研究的关注日益增多。1991年，马学印等人翻译了澳大利亚学者约翰·伯顿（John Burton）所著的《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一书, 介绍了一些西方的危机研究成果。1993年，胡平编著的《国际冲突分析与危机管理研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危机的有关理论，将“熵”的概念融入到了危机分析之中，是危机研究方面较有影响的著作。
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后至今，这一阶段对危机及其管理的研究内容出现了很大扩展，理论思考也在加强。
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危机管理理论或其某些方面进行了阐释。比如丁邦泉主编的《国际危机管理》系统地论述了国际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赵子聿、贤峰礼在《国家安全危机决策》中重点研究了国家安全危机管理中的危机决策，包括危机决策的机理、指导、情势把握、机制、方案、效能等。郑伟在《国际危机管理与信息沟通》中针对古巴导弹危机专门就国际危机管理中的信息沟通问题做了深入剖析。陈先才的博士论文《当代国际危机管理模式研究》对国际危机管理模式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新安全观下“双核多维”的危机管理新模式。
一些学者对美国的危机管理展开了分析。比如徐辉的博士学位论文《从波斯湾到朝鲜半岛：后冷战时期美国危机管理比较研究》利用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T.Allison）、格伦·施奈德（Glenn H.Snyder）、保罗·戴森（Paul Diesing）以及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人的理论，构建了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冯海沧在《美国国际危机管理》中系统分析了美国国际危机管理的行为规律。
一些学者对中国的危机管理展开了分析。比如邱美荣的博士学位论文《危机政治：理论和实例研究——对中印边界危机（1959—1962）的解释》及其专著《1959—1962的中印关系：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视角》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危机管理的各个方面，并对中国在中印边界危机中的危机管理有所涉及。
还有一些学者对中美危机管理展开了分析。比如杨洁勉的《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既概括了国内外关于危机和危机管理的各种理论，更对中美危机管理案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张沱生和史文（Michael Swan）主编的《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是中美专家共同研究的成果，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研究中美危机管理的最高水平。李云龙的博士论文《1954—1955年中美台海危机管理研究——一种方法的探索与应用》分别从决策、博弈和心理认知角度分析了中美1954—1955年台海危机管理。李云龙与陈庆鸿在《台海危机管理研究》中进一步阐释了危机管理的决策、博弈和心理认知三种维度，并围绕这些维度对中美在1954—1955年台海危机、1958年炮击金门中的危机管理进行了深入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在2010年，多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出版了危机管理研究的新作。与以往完全关注于传统安全危机研究不同的是，这些著作都开始转向了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危机并重的研究，反映了中国学者在危机管理领域进行探索的与时俱进精神。比如孙德刚在《危机管理中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对危机管理中的先发制人战略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通过传统安全中的生存危机、领土危机与核危机，以及非传统安全中的民族分裂危机、无政府危机多种案例验证了理论的有效性。陈先才在《台海危机管理模式研究》中从传统安全危机管理和非传统安全危机管理两大领域结合各种危机个案提出了具体的危机管理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台海危机管理进行了重点研究。杨洁勉等人在《国际危机泛化与中美共同应对》中明确提出了国际危机泛化的新概念，并阐释了中美两个大国如何合作管理泛化了的各类危机。
主题视角
从横向看，国际危机管理理论中的危机与危机管理概念、危机决策、危机管理的方式手段、危机管理的原则、影响危机管理的变量因素等主题在以往研究中都得到了持续性关注与多角度探讨。6
1. 危机决策
危机决策属于危机管理的核心。赫尔曼主编的论文集《从行为研究透视国际危机》收集了当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对国际危机进行了定义，区分了国际危机和外交政策危机，并且从决策的路径对危机予以界定，通过引入处境变量（situational variable），7将危机决策理解为类似于心理学中的刺激—反应模式。8丹尼尔·弗雷（Daniel Frei）主编的《管理国际危机》包括了东西方学者与官员的研究成果，涉及危机决策的信息流动、思维模式、沟通等方面。9
与外交决策类似，通常而言，危机决策可分为理性决策模型、组织行为模型、官僚政治模型与心理认知模型等几大类型。格雷厄姆·阿利森和菲利普·泽利科（Philip Zelikow）建立了三种解释决策过程的模型：理性行为者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官僚政治模型，并通过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深入阐发说明了这三种模型的作用。10由此开启的危机管理的决策研究一直是危机管理的主流。
除了阿利森提出的三种决策模型外，心理认知模型在后来的危机决策中也得到了极大关注和应用。李云龙指出，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在《冲突的战略》中研究了冲突双方的威胁、许诺、传递信息、共同知识、误解以及欺诈等问题，为危机管理的心理认知研究提供了基础。乔纳森·罗伯茨（Jonathan M.Roberts）在《国际危机期间的决策》中分析了个人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指出了群体思维、个人精神状态和危机期间的压力对于决策者的影响。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分析了错误知觉对危机管理的影响，认为消除错误知觉有助于顺利地进行危机管理。11陈先才指出，菲尔·威廉斯（Phil Williams）在《危机管理：核时代的对抗与外交》一书中吸收了危机心理和官僚政治理论的内容。格伦·施奈德和保罗·戴森合著的《国家间冲突：国际危机中的讨价还价、决策和体系结构》一书，大量吸收了心理认知的一些理论。12徐辉指出，在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Lebow）所著的《战争与和平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一书中，心理和认知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但他同时运用了组织过程或官僚政治理论来分析决策过程和危机管理。13
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运用政治直觉理论研究外交决策过程和危机管理的新动向。阿莱克斯·明茨（Alex Mintz）在对美国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的决策分析中开始运用到非补偿性原则。14随着政治直觉理论的发展与推广，进入21世纪后，更多的研究者将其运用到危机管理的决策分析中来。15
2. 危机管理的方式和手段
危机管理的主要方式有谈判、威胁、干预等16，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以博弈论思想为基础。美国学者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L.George）认为危机管理的主要方式是谈判，是危机相关方为避免危机升级而不断在新基础上提出建议的过程。危机谈判策略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两大类。17乔纳森·威尔肯菲尔德认为危机管理可包括以下任何一种行为：威慑及对威慑的反应、仲裁、压制冲突、遏制冲突、削减武器装备或其他与争议者相关的解决方法。这些解决方法是在妥协的基础上达成的一致，可能得到也可能没有得到调停者的帮助。18格伦·施奈德和保罗·戴森对以强制（coercion）与和解（accommodation）两种手段进行讨价还价（bargaining）的博弈过程都进行过深入研究。19邱美荣指出危机管理比较突出的手段有威慑、博弈以及综合性的管理手段。20
3. 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
菲尔·威廉斯不仅发展了危机管理的决策研究、分析了危机决策过程，还提出了危机管理的原则问题：保持对事件的控制，防止有意或无意动用武力，保持行动自由，保持实力、利益及决心的平衡，对目标进行限制，保持信息渠道畅通。21张沱生和史文也在其主编的《对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中对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22
4. 危机管理的影响因素
影响危机管理的因素有很多，这些因素从国际体系、国家、决策者及个人等各个层次对危机管理产生着不同的作用。布莱彻和威肯菲尔德在国际危机行为研究项目（ICB）的研究中特别强调国际体系和长期冲突这种变化缓慢的背景变量的作用，研究这些变量的各种变化对揭示长时段里大数目危机的特点十分有效23；《应对危机——美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集中于决策机制变量24；杨洁勉从决策者的视角出发，提出了“环境—机制决定论”25；邱美荣集中于国家利益变量26；郑伟在对古巴导弹危机管理的研究中集中于信息沟通变量的分析27。中欧国际危机管理研究
中欧参与管理了大量国际危机，对此相关学者做了不少研究。就中国开展的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而言，大量集中在涉美危机及其管理领域。就欧盟开展的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而言，主要集中在欧盟的民事和军事危机管理行动领域。
中国国际危机管理研究现状
1. 美国学者的研究
美国学者对只涉华而不涉美的危机研究很少，对中美危机的研究亦相对有限。有研究中美关系与危机管理的中国专家指出，美国学界虽然对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是冷战时期美国危机管理研究的重点国家是苏联，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危机管理研究重点转向对其战略利益有重要影响的地区危机，中美危机未引起美国学界的高度重视。28即使如此，还是有部分美国学者对中美危机进行了案例研究。特别是在后冷战时期，由于中美两国在台海地区有几次高度紧张的对峙，加之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逐渐提升，美国学界对中美危机事件的研究给予了更多的重视。29有些学者对历次中美危机爆发的背景、决策模式、演变过程、结局及其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证（见表0.1）。已有的中美危机管理研究的不足在于，多集中在引发中美关系高度紧张的军事安全危机事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美危机管理的动态发展。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