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提出收回上海租界会审公堂的主张,并随即在上海各界和全国人民的积极声援下,开始相关的交涉。这一正义行为在列强和外人社会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本书就是上海外人社会抗拒这一时代潮流的产物。作者完全无视租界和会审制度本身就是严重侵害中国司法主权的基本事实,费尽心机为之涂脂抹粉,其中心论点是,会审公堂的建立与发展,不是外人乘中国政治暂时虚弱之机将其法律强加给中国居民的人为过程,也不是向中国引进陌生的司法制度,严重损害其主权的人为过程,而是一种为确保中国同外部世界联系,政治和经济进步的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如此完全悖离事实和逻辑的谬论,理所当然地遭到正义舆论据理批驳,但因其对历史过程的发掘比较深入,征引资料比较丰富,所以又比较为中国学者所重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意在推进收回租界运动的多部研究上海租界的法学和史学著作,对本书均多所引用。即使对现今的近现代上海史和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而言,本书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国内的状况每一个细微进步,其外交政策的每一项成功,即便是性质可疑的成功,都会引发公共租界会审公堂的现状是否将屈从于中国政府的疑虑;无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无疑都会深刻地影响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中外社群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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