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遏制政策，毛泽东、周恩来等将新中国外交的突破口选在和过去的宿敌日本方面。为打破美国控制下的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从民间外交入手，以民促官，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72年9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建交后的近四十年里，两国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及民间关系等迅速发展。《新中国和日本关系史1949-2015》全面、详细、深入分析介绍中日关系六十余年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政策、重点问题，并引用新的学术成果及资料数字。
《新中国和日本关系史1949-2015》：
1964年9月27日，根据中日交换新闻记者的会谈纪要，14名日本新闻记者来中国工作。9月29日，根据中日交换新闻记者的会谈纪要，7名中国新闻记者到日本工作。
中日关系的发展，引起台湾当局的恐慌。特别是在1963年9月的“周鸿庆事件”和日本政府1963年8月20日批准仓敷人造丝株式会社使用日本输出人银行贷款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之后。在美国支持下，台湾召回其驻日“大使”，一再向日本抗议。池田内阁为了缓和日台关系，于1964年2月派前首相吉田茂向台湾当局的“秘书长”张群交了一封信，其中说明：日本对中国的融资只限于民间商业贷款；日本政府无意在1964年再批准日本纺织会社使用输出人银行贷款。这封信被称为“吉田书简”，并为池田、佐藤两届内阁遵守。直到复交后才于1973年9月由田中内阁宣布无效。这也说明池田内阁并没有下政治决心解决日台关系，从而决定了他改善日中关系的局限性。
这一阶段中日关系中的经济贸易关系发展比较快。日本从1963年至1969年在北京、广州、上海、天津等地举办了工业、科学仪器展览会，中国在大阪、名古屋、北九州等地举办了综合性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反响巨大。1963年中日贸易额超过1亿美元.已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最高水平。
另一方面，民间友好往来继续发展。为适应这种形势，1963年10月3日成立了中国日本友好协会。陈毅副总理出席，郭沫若、廖承志、日本前首相石桥湛三等到会讲话祝贺。会议选举郭沫若为名誉会长，廖承志为会长。中日友好协会成立推动了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在这段时间，有1961年3月以巴金为团长，刘白羽为副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有中国妇女代表团、中国法律代表团访日，有日本社会党1962年1月和1964年10月的第三次、第四次访华团成行。有1963年12月日本岐阜县向杭州市赠送“中日不再战”石碑揭幕式，并由杭州市代表中国人民向日本人民提出“中日人民世代友好”这一伟大口号。
三、中日外交层面的接触
1962年11月9日，中日双方代表签订《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使中日关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也将中日驻外使馆人员的关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63年开始，中国驻外人员对日外交人员要求接触的回应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从1962年底开始，中国驻外使馆多次向国内报告，日外交人员想和中方人员建立私人关系，在外交场合主动向中国外交人员打招呼、寒暄。在1963年的上半年，中国国内对此的指示是，谢绝日方人员建立私人关系的要求，可向日方人员表示中国驻外使馆不同日本使馆建立正式联系。如果日方邀请参加日本或驻在国为日本举办的活动，应托辞拒绝。需要指出的是，在交际场合，如果日方人员主动打招呼，可握手寒暄。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较之前对日方人员任何形式的接触要求都持冷淡和不理睬的态度，中国方面的态度有所松动。
到了下半年，随着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方对日方人员的态度又发生新的变化，尤其是在要求建立私人关系问题上。1963年8月，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了《下半年对日工作的请示报告》，其中第九条明确提出，根据当时的新情况，“可改变关于同日本外交人员不以任何方式进行接触的原有规定”。具体地讲，中国驻外人员可以在公共场合和日方人员进行接触，握手寒暄，还可以建立私人关系。中日外交人员的交往只限于私人领域，不接谈涉及中日关系的具体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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