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围，我们能够发现，个人财富达到了20世纪初期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多余消费品的使用——住房、珠宝、汽车、服饰、技术玩具——在上一代人中大大增加了。在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金融交易取代产品生产和服务业，成为私人财富的来源，歪曲了我们赋予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的价值。富人，和穷人一样，是一直和我们一同存在的。但是，相对于所有其他人，今天他们比我们记忆中的任何时代都更加富有，更加显赫。私人特权容易理解，容易解释。而要揭示我们所陷入的公共泥坑有多深，却是相当困难的。
私人富有，公众泥坑如果大部分成员都贫穷而悲惨，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繁荣幸福。
——亚当·斯密
贫穷是一个抽象概念，即使对穷人也是如此。但集体贫穷的症状，却在我们周围四处可见。残破的高速公路，破产的城市，倒塌的桥梁，破败的学校；失业的，工资不足的，没有保险的：都表明一种集体性的缺乏意志。这些缺点早就变成了一种流行病，以至于我们已经不再知道怎么谈论出了什么问题，更别说开始解决这些问题了。但是，有些事情完全不对。即便美国在阿富汗这个全然无用的军事行动中投入几百个亿的预算，我们对任何为社会服务和基本建设增加公共开支的想法，还是感到烦躁不安。
要理解我们陷入的这个泥坑有多深，必须首先衡量我们所面临的变化的广度。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社会都变得不再那么不平等了。由于有了累进税、政府补贴穷人、提供社会服务和对极端不幸提供的保障，现代民主正在摆脱极端的富有和贫困。
可以肯定，大差别还是存在的。基本上是平均主义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更加多样化的南欧社会依然是截然不同的；大西洋世界的英语国度和大英帝国，仍然继续反映出长期存在的阶级差别。但是，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愈来愈不能容忍极端的不平等，开始运用公共条款来弥补私人的不足。
在过去这三十年中，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所指有所不同。最极端的私人特权和对公共事务的冷淡是在美国和英国：这里是热心于放松管制的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尽管彼此远隔的国家如新西兰和丹麦、法国和巴西都时不时表现出一些兴趣，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比得上英国和美国那样，三十年来一直不变地专心致力于瓦解几十年来的社会立法和经济监督。
2005年，美国21.2%的国民收入属于仅为1%人的收入。比较而言，1968年，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挣得的工资和福利，相当于一个普通通用汽车公司雇员的六十六倍。今天，沃尔玛的总裁的收入，是他一个普通雇员工资的九百倍。事实上，沃尔玛创始人一家那一年的收入，据估计(九百亿美元)相当于美国40%最下层人口(一亿两千万人)的总收入。
就收入、财富、保健、教育和生活的机会来说，英国现在也比20世纪20年代以来更加不平等了。英国的穷孩子比欧盟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1973年以来，拿回家的薪水中的不平等，在英国也比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增长更大。1977到2007年之间，英国创造的新工作，要么是在薪阶的最高端，要么是在薪阶的最低端。
后果很明确。代际流动崩溃了：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相比，英国和美国的儿童很难指望在他们所出生的环境基础上有所改善，穷人继续穷下去。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弱势，意味着健康欠佳、失去教育机会，和越来越严重的众所周知的抑郁症的症候：酗酒、肥胖症、赌博和未成年人犯罪。失业者或就业不足者失去他们本来掌握了的技能，慢慢地变成经济所不需要的赘余。焦虑和压力，更何况疾病和早逝，经常接踵而至。
收入差距使这些问题更加恶化。因此，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在美国和英国与收入密切相关，而在所有欧洲大陆国家，这两项指标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甚至信任，亦即对我们的同胞的信任，也和收入差别呈负对应关系：1983到2001年之间，美国、英国和爱尔兰的不信任程度明显增加，而正是在这三个国家中，不受管制的个体自我利益被最刻意地应用于公共政策之中。别的国家中，找不到类似的相互不信任的增长。
……
展开
一部小而极具穿透力的作品……如果说《沉疴遍地》读起来有时像毕业典礼演讲词的话，那它也是一篇充满理想主义的演讲词——洗练、冷静，道德论述凌厉严苛。
——《纽约时报》
仔细阅读朱特这部重要的著作，可能会帮助我们重新发现和关注我们非常需要的声音——一种对公共信念的道德视野和语言。
——约翰·凯恩 雷吉斯大学宗教研究退休教授
《沉疴遍地》是一篇政治道别词，浓缩了托尼·朱特对20世纪历史与意识形态之兴衰存亡的毕生思考。……他将自己的广博智慧统统写进了这本篇幅短小的书中，而我们亏欠他太多感谢。
—— 乔治·西亚拉巴 著名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