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是全球趋势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全球化加速贫富差异
2014 年10 月中旬的，瑞士信贷银行发布了一篇《2014 年全球财富报告》。这篇报告显示全球财富在过去一年中增长了8.3%，达到了263 万亿美元，刷新了历史纪录；但是在全球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全球的贫富差距都在进一步拉大，因为报告显示，全球1% 的人口现在拥有全球近50% 的财富。
事实上，贫富差异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最近有一本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写的著作，名叫《21 世纪资本论》，西方世界包括我们亚洲大家都在看这本书。这本书指出，从长历史来看，财富差距拉大是一个大趋势，其实财富差异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着，有大有小而已；这一波的财富差异主要是全球化造成的，全球化给少数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并没有给更多人带来财富，有些人更是成了全球化的受害者，越来越穷。
全球化给了资本无限的机会、无限的自由，资本流向可以赚钱的地方，但是赚来的钱呢，还是归资本所有，像皮凯蒂所说的劳动所得是很少的一块。对西方世界来说，中产阶级是以前传统产业革命的产物，现在这一波全球化所造成的产业革命使得中产阶级成为“夹心饼”，西方世界的中产阶级所占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小。
政府要生存，但是政府对资本不能征收很高的税，因为资本是可以流动的，一对资本征收很高的税，它就跑到其他国家去了，于是只能向中产阶级征税，中产阶级本身就已经很麻烦了，还得承受着高税收。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结果呢？原因出在现在的经济结构上。
现在的经济结构就是富豪经济，经济结构中少数人是富豪，大部分人是比较穷的人。随便举个例子，今天大量的富人产生在金融行业、信息技术（IT）行业。因为过去传统的金融行业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产生了很大一批经理人，于是中产阶级就很大。反观现在的金融行业，你到华尔街去看看，一个投资人、几个投资合伙人，再配上一大批的电脑就行了，所以金融行业能产生很少数的富豪，但是产生不了中产阶级。
包括IT 产业也是一样的，IT 产业中少数人非常富裕，大部分人还是不富裕，因为现在大部分雇用的人所需要的知识水平不用很高，像马云的阿里巴巴也是少数人很富裕，底层员工只解决了就业问题，维持生计估计也没问题，但是要成为中产阶级就比较难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因为全球化，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全球性的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愈演愈烈。而对中国来说，我觉得问题更大，因为就世界经济史来看，国家早期经济起飞，开始发展之后，它的收入差距本身就会拉大，这也是中国的特点，再加之中国又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是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的动力。所以我觉得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对中国的挑战更大，这既有传统的因素，又有现代化的因素。
全球性的贫富差距扩大趋势会一直进行下去，因为全球的产业结构就是这样的。对于现在的金融产业，在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们对整个西方、整个美国和华尔街都很愤怒，甚至发生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但是也不了了之。除非现在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如果不发生变化的话，这种现象一直会持续下去，但是我看不出现在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会马上发生很大的变化。
缺乏社会保障，中产随时可能变穷人
我们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中产阶级比2000 年翻了一番，已经占据全球中产阶级数量的三分之一了，是非常大的数额，中国目前也是全球拥有中产阶级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这是不是说明中国的中产阶级社会正在形成呢？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中产阶级是怎么定义的。一些报告将年收入在1 万至10 万美元的人归为中产阶级，但光是根据一个年收入，其实是不牢靠的。我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那么大比例，当然中国中产阶级的绝对数量还是很大的，毕竟中国人口基数大，但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所占的人口比例却很小。不久前，我跟专门研究社会阶层、中产阶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副院长讨论过，我们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其实连30% 都不到，只20% 左右，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是很好。在亚洲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就是日本、亚洲四小龙。它们在经济起飞二三十年后，其中产阶级所占的人口比例达到了75% ～ 80%，正如李光耀先生所说的“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所以，我觉得亚洲的东亚模式不仅仅如世界银行所说是一个经济奇迹，更是一个社会奇迹，因为它把中产阶级做大了，消灭了贫穷。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比日本、亚洲四小龙还快，但是我们的中产阶级比例为什么只占到百分之二三十呢？中国中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大，但是占总体人口比例太小，这就是中国经济、社会不稳定的根源。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原因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制度保障。你也许有钱，但是你买了一套房子你就变成了房奴；生了小孩，小孩上学了，你又成了孩奴；如果家中有一个人生了大病，没有好的医疗保障你几乎可以倾家荡产。所以，中产阶级光靠财富来衡量是绝对不正确的。
我看过很多报告，在很多西方人做的报告中，都是只从收入这个方面来衡量中产阶级，这是绝对不够的，还需要从制度方面来衡量，尤其是制度保障方面。中国今天的中产阶级，明天可能就会变成穷人。
制度保障，主要是四块：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没有这四块保障，中产阶级根本不牢靠。随便举个例子，2011 年中国政府对贫困线做了调整，提高到年人均纯收入2300 元人民币，中国的贫困人口马上增加了3000 万。如果按照世界通用水平，每人每日收入2 美元的话，那中国的贫困人口又会增加很大一部分，中国政府实际上也是承认的，就是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穷人太多，只有顶端少数人是富裕的，只占1% ～ 2%，中间的很小，下面一块太大。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十八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十分强调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原因。我个人觉得，中国共产党的小康社会，就是要建成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
消灭贫困比缩小贫富差距更重要
贫富分化确实存在，但是这并不是说中产阶级就不能造就了，我自己一直在主张，中国要进行社会改革，要把我刚才所说的四块——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做好。我在新加坡工作，新加坡的贫富分化跟中国一样，甚至比中国更严重，但是为什么新加坡没有穷人？因为新加坡的制度保障做得很好，中产阶级占比很大，虽然有25% 的人比较穷，但这里的穷是相对的概念，在新加坡没有人要饭，也没有人住不起房子，至少有80% 的老百姓都住在政府的组屋里，又加上医疗、教育方面的保障，只是现金收入少一点。新加坡实行的就是保底不封顶，不封顶意味着鼓励更多的人去赚更多的钱，有了企业政府才有税收，有了企业家百姓才能有就业，但是政府要做好保障工作，要把社会保护好，社会稳定了，商业才能正常运行。
我们要正视财富分化这样一个情况，从人类历史上看，没有一个社会是完全公平的社会，任何社会都有财富分化，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我觉得，财富分化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只是取决于财富分化的程度有多大，并不是说中国未来一定要变成一个人人平均的社会，这是不可能的，是乌托邦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把贫富分化控制在老百姓可以接受的程度。
今天的中国面临两大移民危机：一个是财富的移民，一个是高端知识人才的移民。这很麻烦，因为财富跟人才，这两种东西任何国家都需要，并且任何国家有了这两种东西，发展就有了保证。另外，还有两种东西哪一个国家都不要，也移民不了，就是权力跟贫穷，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护它的财富，不能保护它的人才，只留下权力跟贫穷的话，这个社会就很可怕了。我是非常担忧的，中国的财富流出去很快很多，这方面有很多的报告和的估计，人才也是一样。当然我们国家也在吸引很多的人才，比如“千人计划”，各种不同的学者都有，但是很多高端知识分子还是在流走，这值得我们注意。
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发展那么快，中国的中产阶级占比却那么小？一方面，当然跟财富分配不公有关系；另一方面，我认为跟财富流走也有关系。我一直在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越来越高，我们的财富却越来越少。为什么呢？一个国家的青山绿水、地下的宝藏、好的空气、国民健康的身体，这些都是财富，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变成了GDP，但GDP 只是一个流量，没有好的制度保护，GDP 就流走了。中国的财富通过“唯GDP 主义”转换成了GDP，GDP 保护不住又流向海外去了，变成了其他国家的财富，我们的财富便在加快地流走。
其实财富以及人才可能也都是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方向。因为这两种东西都是全球化的，是流动的，不像以前在不开放的情况下，不能走。在现在全球化的状态下，政府管不住，要走就走了，这也是各个国家政府之间的一个竞争，看谁做得好，能吸引来财富、人才，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大家都用脚投票。中国一直在推进改革，总体来说我觉得从20 世纪80 年代、90年代，到21 世纪中共十八大至今，改革在每个阶段都有，但是改革的质量在变化。学术界公认，80 年代的改革质量非常高，90 年代的改革质量也很高，但是进入21 世纪以后，改革的效果不那么明显了，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我认为主要是前期的改革是包容性的改革，这种改革所带来的红利，是大部分老百姓都能享受得到的；而后期的改革，是一种不那么包容性的改革，改革的成果被少部分人享受了，大部分人享受不到。
无论是80 年代的改革还是90 年代的改革，改革的设计者都有大局观念，而进入21 世纪以后的改革，主要是谁在改革的问题，利益集团长大了，掌握了改革的话语权，问题比较麻烦。这种改革到了中共十八大之后有了很大的改观，三中全会的300 多项改革内容、四中全会的180 多项改革举措，这些改革又给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新的期望，真当是全面深化改革，我希望这些改革跟以前的有些改革不一样，是能让社会的大多数受惠的那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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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
中国差不多还有两亿贫困人口，也就是说中产阶级还不够壮大，底层的贫困人口还很多，应该说这是中国的一个当务之急。
——胡祖六/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贫富分化确实存在，但这并不是说中产阶级不能造就了，中国要进行社会改革，要把四块做好：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