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全球化与拉丁美洲：依附、危机与替代拉丁美洲的替代一体化运动既不缺石油、天然气、煤、电力、水力，也不少铁、铜、锡、铝、金、银、水泥、石灰，但却没有像样的工业，且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甚至还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拉丁美洲的饮用水存储量世界第一，但每年仍有多于15万的拉美儿童因饮用水匮乏而死于儿童腹泻。拉丁美洲是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但跨国公司的非理性行为亦使其成为濒临灭绝物种最多的地区。拉丁美洲的土著文化历经千年，多元独特，其所蕴含的宇宙观、人与自然关系等思想对启迪现代社会、探索人与环境和谐共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曾经枝繁叶茂的土著文明却遭遇到了所谓舶来精英文化的系统性覆灭和当代拉美人的尘封。拉丁美洲的巨大潜能远不止这些，当欧洲人以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为荣时，一段没有卑微和屈服的尊严史足以使拉美人民扬眉吐气——“这里从来没有征服者，这里是解放者的热土”。Exposición de Fernando Ramón Bossi，Secretario de Organización del Congreso Bolivariano de los Pueblos，en el Foro que se realizó en la III Cumbre de los Pueblos，Mar del Plata，3 de noviembre de 2005然而骁勇善战的拉美人民却无力对抗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洪流，幅员辽阔、物产丰饶——这些本可以改变自身命运的砝码却使拉丁美洲成为了殖民者眼中难得的“肥肉”，拉丁美洲从此不得安宁。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帝国主义源流息息相关。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世界两极分化的历史进程，“中心—外围”结构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马达声中初现雏形。一边是英国、欧洲、美国、日本先后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工业中心，另一边是亚非拉地区不断沦为宗主国的外围市场和原材料产地。“中心国家”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原动力决定了外围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附庸地位——国际分工的最低端、生产结构单一、技术水平落后及收入水平低下。独立运动以来，拉美经济大致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外向增长模式（1870—193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内向增长模式（1930—1982年）、新自由主义外向增长模式（1983—21世纪初）的演进。19世纪中叶至1930年，拉美国家迫于国内生产力低下及国内市场狭小的压力，普遍走上了出口单一农矿业初级产品的道路。该模式在给拉美带来大量外资和短期收益的同时，也让拉美国家陷入了难缠的比较优势陷阱，进一步加剧了拉美二元经济结构的失衡、脆弱与依附。20世纪上半叶，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萧条使长期奉行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的拉美经济遭受重创，如梦初醒的地区大国开始率先在薄弱的工业基础上探索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二战后，依附的历史与现实使拉美知识分子深刻地认识到，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根本无法解答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现象，拉美国家必须自主思考依附、不发达和发展问题，通过转变发展模式寻求出路。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拉美结构主义经济理论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依附论，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退潮后的新发展主义理论，拉美本土知识界始终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一、拉美结构主义经济理论的贡献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CEPAL）提出了拉美结构主义经济理论（又称“拉美经委会主义”“拉美发展主义”“普雷维什主义”），代表人物为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1901-1986)，代表作有《普雷维什在拉美经委会的著作》《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等。作为依附论的先驱思想之一，拉美结构主义经济思想是在批判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拉美经济的现实挑战与发展诉求而创立的，被公认为“第三世界创立的首个经济发展理论”。该理论主要围绕“中心—外围”、“贸易条件恶化”、“进口替代工业化”、“加强外围国家经济合作”与“体制变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中心—外围”概念是拉美结构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分析工具和理论出发点。结构主义认为，“中心—外围”结构具有整体性，无论是中心还是外围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在全球的广泛传播呈现动态发展趋势。其次，“中心—外围”体系的差异性突出体现在二者经济结构的比较上。在技术进步首先发生的中心地区，经济各部门具有生产技术均匀渗透的“同质性”，同时“多样性”的生产覆盖了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等广泛领域。而外围经济结构则由于单一的初级产品生产模式占主导，呈现出专业化的特征，各经济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别又构成了其经济结构的“异质性”。再次，“中心—外围”体系具有不平等性，“中心—外围”体系的起源、运转和发展，都体现出中心—外围间的不对称性。具体而言，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在中心和外围国家间的不均衡分配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国际分工从一开始就不利于外围国家的自主发展，而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动力中心”的转移又加剧了“中心”与“外围”的不平等。“贸易条件恶化论”。1945年，普雷维什在提交拉美经委会的《拉美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1945年5月，普雷维什在该报告中，首次系统而完整地阐述了“中心—外围”理论。报告中，通过深入考察19世纪中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和发展中国家进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指数，得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趋势的结论。拉美结构主义经济理论认为，作为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国际分工的必然结果，这种不利趋势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的利益在中心与外围的不均衡分配、贸易周期运动对中心与外围的不同影响、初级产品的不利需求这三方面因素促成的。为扭转这种不利局面，结构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实行“进口替代”与“鼓励制成品出口”相结合的政策，发达的中心国家应对外围国家的工业品出口提供普遍优惠制度。20世纪70年代，普雷维什从内因角度进一步发展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强调外围国家本身在经济结构上的缺陷是导致这一趋势更为主要的原因。“进口替代工业化论”是“中心—外围”理论和“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必然结论。为改变外围国家以初级产品出口为核心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转而选择以增加本国工业生产为依托的发展模式，拉美结构主义经济理论在总结拉美国家早期进口替代工业实践的基础上，论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拉美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并进一步指出了实施该战略的一些原则和具体措施，如有选择地采取适当的保护政策、加强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干预作用、提高资本积累水平及加强外围国家经济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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