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治与地方治理》：
二、乡村绅士的分化与蜕变
传统中国的国家、绅士和小农三层结构形成两个相互分离的系统：一是由皇帝、职业官僚组成的政治系统；二是由绅士和小农构成的社会系统。两个系统在结构与功能上的分化是相当清楚的，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互不干涉。社会系统是整个帝国体制的基础，绅士在三层社会结构中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农民起义打击的是帝国的官僚机构，而很少将矛头对准绅士阶层。皇冠虽然可以落地，但绅士与小农的结构关系依然可以保存下来，帝国体制可以周期性地得以恢复与重建。绅士是传统乡村社会的定型力量和组织因素，绅士力量的稳定、兴衰与向背，直接影响着帝制的稳定与传统社会的走向。
“身份建构包括主观和客观的两重性，既需要群体自身对其身份的主观认同，同时也需要客观外在于群体之外的社会性建构”，而有时后者往往会起到决定性作用。19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是在新学堂取代科举制度的变革中，作为传统社会基础的绅士阶层发生了剧烈的分化，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社会的根基。传统乡村绅士的分化表现在：除了部分继续钻营仕途外，其他则向工、商、军、学甚至下层社会分流。科举制度的废除，原有上升渠道的制度性解体，逼使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路。当时尚长期乡居的山西举人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四民失业者多，士为四民之首，现在穷困者十之七八，故凡聪慧子弟悉为商贾，不令读书。古今来读书为人生第一要务，乃视为畏途，人情风俗，不知迁流伊于胡底耳。”经历了社会的变局，和清政府重商政策的驱诱，绅士从商一时成为风尚。时局变动客观上也推动了乡绅从军。一边是社会动荡，军队地位提升、物质条件优厚，一边是正途壅塞、中式无望。当时，贫民子弟当兵为糊口活命，士绅富家子弟则以选择军官为利禄捷径。随着新学影响力的增强，绅士也在不断向新学界靠拢。他们通过新学教育，蜕变分流到近代性质的不同职业群体。绅士阶层的分流，未能对传统体制起到培根固本的作用，相反，他们日益成长为各种离异的力量。绅士从商和商人社会地位的跃升从整个社会基础上瓦解了传统社会“士首商末”的等级身份结构。实质是以近代文明内核的“平等”精神所指引，将中国社会改组引入社会平等取代社会等级的历史轨道，最终使包括清朝贵族在内的特权阶层丧失合法性基础。乡绅从军也不是一曲福音，新军吸引了不少乡绅，但新军思想开明，倾向革命。辛亥革命“事实上是由新军发动的，而且大部分新军站在革命者一边”。绅士在新式学堂中更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近代思想文化的熏陶，所接受的民主、平权观念更是与传统社会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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