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蒂埃里·伦茨（ThierryLentz），生于1959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系研究法国执政府（1799年11月-1804年5月）和法兰西**帝国历史的特重要专家之一。他从2000年起担任拿破仑基金会主席，也是巴黎索邦大学拿破仑研究所的客座教授。　　其作品曾先后获得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和法兰西学术院的多个奖项，其中主要包括：拿破仑基金奖（1997）、法国学会吉佐奖（2013）以及皮埃尔·拉夫奖（2013）等。此外，他还凭借对法兰西**帝国史研究的卓越成果，被法国政府授予了由拿破仑创立的荣誉军团勋章。

　　对外政治，就是一种交易。　　在罗马帝国覆灭、查理曼大帝逝去千余年后，欧洲大陆终于又迎来了以为新的征服者——拿破仑，以为自称查理曼大帝“继承者”的法兰西皇帝。　　拿破仑的足迹遍及欧洲大陆，取得的丰功伟绩举世震惊。他靠的绝不仅是武力，其外交策略和智慧也是必不可少的制胜法宝。他一边与欧洲各势力纷争不断，一边又致力于建立并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帝国时期，拿破仑都主张用兵不血刃的方式来保证法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优势地位。　　作者蒂埃里·伦茨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拿破仑基金会主席，他在本书中分四个专题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拿破仑的外交策略，具体包括：拿破仑的欧洲外交策略、拿破仑的北非外交策略、欧洲三地区的外交策略、拿破仑横跨大西洋的外交。既涵盖了法兰西帝国的“中心问题”，也详述了拿破仑时代法国与欧洲、非洲、东方及美洲等的“周边问题”。

　　反思“拿破仑时代”的对外政策
　　研究法国执政府时期以及第一帝国时期的国际关系，当然要研究战争或者拿破仑的个人角色。但这种研究同样要—甚至可以说是尤其要—建立在研究不同民族，即法兰西民族和非法兰西民族，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民族历史纠葛交错的相互作用基础上。个人作用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拿破仑并非这个时代唯一的“伟人”，在这个时代同时诞生了许多被证实的天才，例如塔列朗、梅特涅、卡斯尔雷、亚历山大一世、教皇庇护七世等。很长时期以来，研究法国的国际关系只能围绕传统和习惯展开，重点强调那些每个国家和朝代都存在的野心和恐惧。但法国国际关系发展的根源早在这十五年的执政府时期以前便埋下了，若要理解所谓的“拿破仑时代”，就必须从最广泛的层面进行考察。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常受到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影响，复杂性是文章引人入胜必不可少的要素。但史书却并不总如是考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直到今天—当人们编纂历史时，总是倾向于把1799年至1815年之间的欧洲政治简化为“反”和“亲”拿破仑者之间的斗争，有时，落脚点几乎仅限于意识形态。一方面，拿破仑的拥护者向我们宣称，革命者的继承人必须直面“旧体制”支持者勾结联盟的局面；另一方面，就像盎格鲁·撒克逊的史书编纂者中激进分子鼓吹的那样，自由的英格兰本可以把欧洲从比“雅各宾主义”更加危险的“拿破仑暴政”手中“拯救”出来。将世界划分成“好”与“坏”的历史决定论观点几乎是在否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真正本质。夏尔·莫拉斯曾经有过一句名言—尽管我对这位作家的政治活动持保留意见—我将这句名言改编成我自己的话：对外政治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交易。
　　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不能说大革命时期的外交史就是“符合道义”和宽容的，也不能把帝国时期的统治仅仅局限于武力征服以及追求霸权的范畴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拿破仑皇帝，或许也并非是人们通常听说的那般模样。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主动宣扬慷慨宽容的外交目标：除了“天然的疆界”外，这个国家并没有额外的领土野心，它打算把一部“由人民自己掌握的法律”推广到全国各地。这两大基本原则很大程度上是一份表达意向的声明，更何况二者从某些方面来看是相互矛盾的，唯独对天然疆界的追求让这部《民法典》备受争议：对于那些在未来被“合并”（这里我们更倾向于使用“吞并”这个词汇）的莱茵河左岸、比利时以及东南部地区（阿维尼翁、尼斯、萨瓦）的居民来说，这部法律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行使运用的？说实在的：天然疆界理论在外交舞台上泛滥成灾，大量运用该理论的目的并非仅仅是把临近国家的革命者汇聚在同一面旗帜之下，或者是替高卢人讨回一个公道（回溯遥远的历史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但同时，该理论也散发着一股扩张主义的气息，符合经济及战略层面的利益。合并后的领土蕴藏着各类“宝藏”：金银财宝、艺术珍品、待售商品以及冶金工业（尤其是那几个“比利时的省份”）。这些宝藏都是丹东在战争动员檄文中突出强调过的。在法国商人的眼中，那些原本就属于法国的国土也成了新的市场。这些地区提升了法国的国防实力：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莱茵河。
　　事实上，督政府执政末期，法国的战争目标与国民公会时期要求的目标就已经背道而驰了。对抗“暴君”的斗争被抛弃，法国的天然疆界被打破，《民法典》的阐释受到限制。“吞并”已经开始好几年了：阿维尼翁及孔塔地区（1791年）、萨瓦（1792年）、尼斯（1793年）、比利时（1795年）以及日内瓦（1795年）。尽管直到1801年莱茵河地区才最终（《吕内维尔条约》）被法国合并，但在多年之前，这片地区就已经被法国视作领土。与此同时，随着姐妹共和国在意大利、荷兰、海尔维第的建立，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借助参与度极低的全民公投，《民法典》更进一步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革命拥护者的人民之法。传统外交重登舞台。为阻拦俄国北上，威慑英国的汉诺威王朝，法国与普鲁士结盟。德国南部及西部地区并入法兰西的势力范围，最终奥地利被排除在外，神圣罗马帝国覆灭。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共同监控大西洋的欧洲大陆一侧。意大利企图利用自身地理位置的优势控制地中海。
　　因此，与其说拿破仑没有继承大革命理论的衣钵，倒不如说他是革命者，特别是督政府时期的革命者所奉行的“现实”政治理论的继承者。他并未背弃《民法典》的原则，也没有否认法国的天然疆界：如果说执政者们甚至曾打算过树立权威的话，那么，可以说以上这两点已经很久没有在法国的外交策略中出现过了。拿破仑比前人更加幸运，他继续巩固法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在他执政的头十年间，法兰西帝国不断壮大。借助法兰西军事力量的强势推进，并且得益于拿破仑皇帝的创造性思维，帝国疆域呈现爆炸性扩张态势。“欧洲体系”的钟声已然奏响。法国的征服和统治播下的种子生根发芽：《民法典》、废除封建制度（有时候是部分废除）、民族觉醒、自由及法治观念（依然模糊）等。
　　必须要承认，即便法国的官员和拿破仑的追随者们自认为传播新思想是他们的荣耀（拿破仑皇帝虽没有否认，但也并没有因此便将其当作自己的政治目的），传播“革命”原则只不过是伴随武力征服的诸多效果之一，并非武力征服的主要缘由。
　　当我们试图辨别促使拿破仑追求“欧洲大陆的法兰西帝国”的原因时，当然不能忽视拿破仑的统治欲望：他对荣誉的追寻，他个人的野心，甚至不能忽视弥漫在他胸中那传播“大革命”或者“启蒙运动”思想的愿景。其中一切的因果关系都属于一种意识形态的模式，但对我们来说，这似乎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后面的文章中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拿破仑的角色
　　这个男人属于18世纪，也属于法国大革命，他醉心历史、渴望终结前人的事业。显而易见的是，拿破仑在国际事务的推进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面临决断时，他一步步摆脱了议会的约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拿破仑可以同时自由地从帝国的各方面属性（众多的人口、高度繁荣的经济、有序的财政等）以及帝国卓越的军事机器中受益。在执政府时期，尽管拿破仑接受他人与己辩论，甚至容忍别人修改自己的思想，尽管他能够和塔列朗合作，但到后来，当他沿着自己制定的详细却永无定数的计划前行，并且该计划的发展变化始终难以预料时，他便再也不容许有人质疑他的权力。尽管拿破仑细心研读呈递到自己面前的材料和报告，工作勤勉，但他几乎不再征求同僚们的意见。他的每项决定都伴随着连珠炮似的命令和训诫，有时则是“刚出炉”的口述。因此，随着事态发展，他的命令极易发生变化。
　　拿破仑担任国家首脑期间，行为举止的首次转折点似乎出现在1805年的战场上。乌尔姆之战胜利后，塔列朗向他提交了一份十分重要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塔列郎建议战争就此结束，建议宽容地对待奥地利，甚至建议与奥地利结盟。这份报告准许将俄国排除在欧洲事务之外，将普鲁士框入德意志边境，保存奥斯曼帝国，同时迫使被孤立的英格兰接受和平。但法兰西外长并未听从这份报告中的建议。奥斯特利茨之战胜利数周后，拿破仑皇帝没有选择伸出友谊之手，相反地，他惩罚了奥地利，并且试图解决欧洲大陆的“体系”问题。这一体系的根基可溯至《普雷斯堡合约》的签订。1806年3月，缪拉在贝尔格登基，约瑟夫在那不勒斯登基为这一体系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作为拿破仑的对手，涉身这一系列复杂关系的另一个人物—塔列朗被边缘化了：比如，在蒂尔西特谈判的过程中，他只扮演了一般的角色。这对他来说是种新的耻辱，但是他并没有在意。不管怎么说，他再也不是“后补部长”了（瓦雷斯杰尔）。当时，这两位法国的大人物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并非是因为他们中一位是利益熏心的“叛徒”，而另一位是不纳进言的“暴君”，而是因为二人政见相左、嫌隙极深，同时两个人的世界观也难以调和。
　　个人外交的时代已经来临：拿破仑皇帝与诸位皇帝会面，谈判的时候经常亲自上阵，根据需要推进或者改变计划。为顺应拿破仑政策的转变，法国外交部门几度易主：作为奥地利联盟与欧洲均势传统模式的拥趸，塔列朗让位给尚帕尼（1807年6月～1811年4月）。尽管这位前驻维也纳大使领导了在蒂尔西特确定的对俄政策，但他还是被马雷（1811年4月～1813年11月）所取代，后者也是拿破仑的虔诚侍随者。在他任职期间，法国同沙皇断交。1813年秋天，经历俄国战场“可怕的大灾难”（玛丽-皮埃尔·雷），拿破仑的欧洲体系遭受决定性毁灭后，为了哄骗亚历山大一世，前驻圣彼得堡大使科兰古被拿破仑任命为新的法国外相。不论这些人在元首面前能力素质几何，甚至对于科兰古来说，不论这些人斗志如何，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真正影响拿破仑的意图。从法律角度而言，拿破仑通过部分修改宪法，把法兰西帝国的“对外防御”任务委托给国家元首。宪法规定，他可以在谈判活动以及条约核准方面获得最高的话语权（共和十年宪法第58条）。共和十三年宪法第50条规定，宣战必须经过法律程序，但这条款项失效了：最常发生的情况是，各个办公室会接到一份文件，文件后面附有带地址的选票—必须表示赞同—这份文件充当了法律文本的角色。拿破仑皇帝作为军队统帅，战争才能举世闻名。但他在处理以上事物方面也拥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
　　拿破仑顶多也就是会在以宣传为目的的时候才会尊重宪法的程序。例如，经历了一场持续十个月之久的冲突后，为确保自己的主张得到贯彻，他在办公室紧急传达了《蒂尔西特条约》的内容。
　　法国的外交机构以及外交网络完全听命于国家元首。外交机构和外交网络重组，机构实力得到提升。到1808年，对外关系活动的预算从督政府时期的四百万法郎提高到近一千万法郎，数额与旧政体拨付给整个外交部的预算相当。拿破仑皇帝驻派各主要国家首都的使节们住着高屋大宅，生活排场远近闻名。这些人应该可以明显感受到法兰西帝国的伟大。
　　外交驻地网络的重建工作自执政府时期便已经开始了：《亚眠和约》（1802年）签订后，大使馆或公使馆的数量从8个增加到29个。但随后，隶属神圣罗马帝国或意大利王国的某些国家消亡了，因而驻这些国家的外交使团也被撤销。自此，这个数字几乎没有再发生过变化。与此同时，除欧洲外，法国在中东地区（阿勒颇、圣-让·德亚克等）、北非地区（亚历山大里亚、开罗、阿尔及尔、突尼斯、丹吉尔等）、美国（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新奥尔良等）或远东地区（澳门、广东等）的领事馆网络依旧保持着重要地位。
　　中央政府机构和各大使馆人员过剩的现象依旧十分明显。然而这些机构的行动余地却被一再压缩。他们被要求在最大程度上确保皇帝的命令得到贯彻执行。1804年，拿破仑写信给驻里斯本大使—拉内将军，为自己辩护道：“任何一个单独的部门机构都不可能准确评估自身行为对全局体系所造成的影响。欧洲体系渐成，我们处理某个单一问题的方法都会波及其他。”在巴黎，那些来自拉贝斯纳尔迪埃和卡雅地区的人必须忍气吞声，尽管他们的能力并不逊于出身奥特理沃的首领。尽管远离权力中心，但大使馆中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们也没有太多的自由可言，例如阿尔基耶（供职于马德里、那不勒斯、罗马、斯德哥尔摩、根本哈根）、安德列奥西（伦敦、维也纳，而后是君士坦丁堡）、奥托（伦敦、慕尼黑，随后是维也纳）、拉弗雷斯特（慕尼黑、柏林，然后是马德里）或者布尔古安（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随后是德累斯顿）。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有的人并没有遵守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也没有按照命令函上的要求执行，这个人就是弗朗索瓦·德·博阿内。他尝试—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在西班牙施行自己的政治策略（“自由”阐释他自己所理解的拿破仑皇帝的意图）。具体表现为：亲近王储费尔南德，疏离国王卡洛斯四世。然而，当拿破仑皇帝决定扶持第三个人—通过他的哥哥约瑟夫登上王位这样的方式解决西班牙王朝的问题时，博阿内又不得不反过头来打压费尔南德。博阿内因此彻底失宠。
　　同所有的政府一样，拿破仑逐步“提拔”了一代新人：根据雅克·亨利-罗伯特的《拿破仑外交官大全》所载，1799年至1815年间，法国共雇佣了170名外交官员，在这些人中，7人入职见习于路易十五时代，19人于路易十六时代，大革命时期有38人，执政府及帝国时期共计60%）。这些新官员是由他们的统领一手栽培出来的：只服务，无异议。当然，在从前的体制中，各部部长、驻各国大使以及履职各省的封疆大吏们的分量并不比现在要重多少，但是督政府—跟前任政府救国委员会一样—是集体决策机关，这至少为争论开启了一道门，也为外交官员的影响力留足了生存空间。但在类似拿破仑这样的人身上，这种情况不可能再发生了。
　　……

导 论 反思“拿破仑时代”的对外政策
专题一  拿破仑的欧洲外交策略
第一章 拿破仑的“联盟体系”
第二章 “我是查理曼”
专题二 拿破仑的北非外交策略
第三章 地缘政治与东方的诱惑：埃及之战源出何处？
第四章 海格力之柱 拿破仑与摩洛哥
专题三 欧洲三地区的外交政策
第五章 “英格兰版旺代省”的幻想：拿破仑与爱尔兰
第六章 被法国轻视的盟国：1808年之前的拿破仑与西班牙
第七章 波兰在拿破仑体系中的地位
专题四 拿破仑横跨大西洋的外交
第八章 不成功的约会：拿破仑与美国
第九章 波拿巴、安的列斯群岛与殖民地的奴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