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贵族政治史论》：
陆机、陆云兄弟入洛阳，在武帝太康之末的290年左右，时距元康不远。刘宝是专治丧服礼的儒学者，然而这样一位本应恪守儒家礼教的人物，虽居丧中却言行轻浮，让陆氏兄弟大失所望。由此可以想象到当时放达时俗之一斑。
刘宝毕竟还属于官僚士人，那么在一般的民间社会又如何呢？同样一位当时人葛洪（283—343年）在《抱朴子》一书中对此有所描述。其《刺骄》篇云：
世人闻戴叔鸾（良）、阮嗣宗（籍）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此盖左衽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昔辛有见被发而祭者，知戎之将炽。余观怀、愍之世，俗尚傲亵，夷虏自遇，其后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
葛洪所见的怀、愍之世，在元康之后，不过二者在社会风气上应大致相似。此处所云种种左衽行状，与元康贵游子弟并无二致。葛洪说是“世人”，可见放达之风已经渗透到了整个社会之中。对此，我们还可以举出两个例子加以佐证，即前引《王澄传》提到的光逸，以及后来与大部分元康“贵游子弟”一道流寓江南的王尼。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