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科学技术是历史的一大发展动力。那些大大小小的发明，不论是钻燧取火，还是全球定位卫星（GPS），不但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而且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例如我们可以试想一下，移动电话如何改变了人际交往模式，乃至语言和文化。科学技术同时也是社会和政治大革命的发动机。我们只需回顾一下，公元前4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发明的车轮，或工业革命时期蒸汽动力在交通和制造业领域的应用，就能领会它的巨大威力。诸如此类的重大发明也改变了国家实力和国际关系的性质，继而导致国家间的合作，或者冲突——本书的主题即在于此。
改变战局的武器
战争是最具科技含量、最能反映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现象之一，这对人类来说着实是一种不幸。自从史前时代的人们第一次把石块当作拳头的“力量倍增器”以来，战争的根本意图就是要掌握比敌方更加先进的技术。人类研发终极武器的动力十分强大。在19世纪，当发明家海勒姆·马克沁（Hiram Maxim）还在试验电气领域的民用装置时，一位友人奉劝他：“把你的电线收起来吧。如果你想发财的话，就发明一些有助于欧洲蠢货们更快杀死对方的东西吧！”马克沁听取了这位朋友的建议，转而发明出了机关枪。此后，这种武器不仅杀戮了大量的欧洲人，也让世界各族人民领略了它的威力。马克沁发明新式武器的初衷是谋取商业利益，战争则把其他一些因素深深裹挟进来，例如爱国的热情、求知的欲望，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即恐惧。
本书试图通过武器演变的视角来审视历史。任何堪称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前100名”武器，其界定标准都难逃争议，无疑会引发许多争论和非议。广义而言，本书列举的这些武器要么（在军事领域或其他领域）有助于塑造历史本身，要么在某一特定时期使军事科技和战术思想产生了快进效果。前者的例证一是燧发枪，它在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陆军作战时的主战武器；二是洲际弹道导弹，这种武器系统决定了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格局。后者的例证包括德式Me262战斗机和飞毛腿导弹，它们都是各自体系当中一度独领风骚的武器，并为未来的升级换代奠定了基础。
本书也提出了一个持久存在的问题：为什么有些武器成功了，而另外一些不是失败了就是表现得差强人意？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太容易，也不能仅从技术层面加以解决。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装甲对决为例，德国人在陆军装甲、火炮、飞机的性能方面比盟军都要优越，但却依旧输掉了战争，败给了那些性能总体而言较差但却通常具有数量优势的武器。
单从这个事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关键武器都具有一项重要特质，即使用广泛。不论一种武器有多么先进，如果不能大量使用的话，其战时表现就会大打折扣。一种武器能否被大量使用，本身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其中包括生产工序、生产成本、采购预算、原料数量、市场行情，等等。考虑到如此复杂的情况，我们不难从中得出一条基本信息，即从战术层面而言，以简便武器武装起来的大量军队要强于以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少数军队。例如，AK47步枪是一种极为简便的武器，但从实际情况来看，1947年以来流通的8000万支AK系列步枪则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冲突的性质。相比之下，一些更加先进的武器，比如HK33突击步枪或AR70/90式突击步枪，却没有产生类似的影响。
性能与优势
一种武器如果可以在某种性能方面格外突出，也能使它独树一帜，AK47步枪就是极好的例子。科技含量和实战性能并不总是十分吻合，因为发明家的目标与战士们的期待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科学家可能会致力于发明一种突破常规的武器，战士们则希望拿到一件耐用的工具，简单实用就好，最好是在极端环境下也能正常使用，因为任何武器一旦出现机械故障，就有可能危及战士们的生命安全。同理，一种武器操作起来必须尽量简单，因为操作流程太过复杂的话，作战时就有可能忘掉某个环节。在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步兵和骑兵使用的简便武器不会造成太多问题，它们主要是一些刀剑之类数量广泛的武器，后来则是一些从枪口装弹的火枪和大炮。（攻城战显然需要制造大量不太实用的机械，得在预算之外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然而，自19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变革的加快，出现了大量既复杂又不实用的发明，因为工程师们觉得自己可以主要通过改进技术来取得实战优势。例如，1960年代，美国陆军研发了一种M551谢里登轻型战车，配备了M81E1式152毫米火炮/导弹发射系统。这种发射系统的设计初衷是既能发射传统的反坦克高爆炸弹，又能使用同一炮管发射MGM-51式“橡树棍”反坦克导弹，从而既能满足中程打击，又能满足远程打击的需要。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发射系统太过复杂，效率不高，同时忽略了坦克装甲方面的需求，从而在越战期间遭到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RPG）和地雷的重创。相比之下，后来的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则采用了发射速率更高的滑膛炮和更加完善的火力控制系统，操作简便，装甲坚实，很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最好的主战坦克（MBT）。
不过，强调操作简便，并不意味着武器制作工艺本身就不能达到神乎其技的境界。战争营造了一种特殊环境，使得人类的智慧和残酷在同一发明活动当中结合起来。（试想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V-2火箭系统，为了研发它，约有两万名劳工丢掉了性命。）不论其宗旨如何，机关枪、原子弹、空对空导弹和武装直升机毫无疑问都是令人惊叹的将技术与科学完美集于一身的精品。进一步来讲，自1945年以来，在合适的条件下，只要战术和训练得当，科技就会成为当今世界真正的战争之王。以1991年的海湾战争为例，美国主导的多国部队十分有效地压制住了技术相对落后的伊拉克军队。它的主要作战系统是与空中及卫星侦察平台相连的计算机，可以通过电子眼对科威特和伊拉克实施监控。结果，成千上万的伊拉克装甲车、炮台、指挥哨所、碉堡和其他设施中的武装人员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遭到攻击，就已被多国部队的空中火力消灭了。美式M1A1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和英国挑战者主战坦克在上千码开外就能摧毁目标，其间没有受到任何有分量的反击。至少从传统战争角度而言，这一事例表明，只要配合得当，技术优势确实能够成为制胜的一大要素。
幕后战争
谈过了技术因素之后，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其他因素。一种武器系统可能既能大量生产，又操作简便，性能可靠，技术领先，然而即便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仍不能保证必胜无疑。从现实情况来看，不论武器系统多么精良，它依然需要由有着各种缺点的人来操作。武器应用时的战术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决定其实战效果。例如，苏式T-34坦克是本书着重介绍的武器之一，若非落后的苏联战术和训练水平，它立下的功绩要大得多，而不是白白损失数千辆。如果没有庞大的身躯和其他一些优点，它很有可能会被训练有素的德国坦克和反坦克火炮部队全部消灭。从更久远的历史来看，矛这种武器不过是一头弄尖的长杆，然而在15、16世纪，瑞士军队和雇佣步兵发明了一种高妙的枪阵，从而使其成为一种威震欧洲的武器。在世界现代史上，职业军人经常正确地指出，即便只有普通的军事装备，良好的战术训练也能起到弥补作用。（多年来，美国海军都把过时的武器装备留在身边，并以此为荣。）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之后，许多美国陆军坦克兵依然表示，就算是让他们使用伊拉克T-72坦克，而让伊拉克人使用美式M1A1艾布拉姆斯坦克，战争的结局仍会一样。
另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并不一定会主导冲突的各种复杂因素。实际上，在本书列举的那些武器之外，还有数不胜数的军事领域之外的技术也有助于塑造战争的面貌。例如，在19世纪，随着铁路的发展，战斗减员的规模也急速增长。铁路使得后勤补给和兵员补充更加高效，从而增加了战争频率和规模，继而使伤亡人数也急剧增加。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内战（1861—1865）是首次以铁路为主要补给手段进行的战争，平均每四天就交战一次，它使美国损失了60万人，这个数字比美国在后来各类冲突中阵亡的人数总和还要高。
还有一些技术在历史上也号称发挥了同样权威的作用。电报、收音机、船舵、核电站、人造光源、激光、全球定位系统、蒸汽机、内燃机，这些发明对战争的影响不亚于它们对民间生活的改造。其实，许多发明的初衷都是为了军用目标，只是后来才发现其应用范围更广，有着更加和平的用途。比如，历史学家通常把发明工业生产流水线的功劳归到亨利·福特（Henry Ford）头上，其实，塞缪尔·柯尔特（Samuel Colt）早在60年前就在制造左轮手枪的过程中采用了这种办法。因此，民用和军用技术之间的界线要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加模糊。要把一项民用技术“军事化”，或把某种武器的核心技术用于更加温和的目标，通常不用花费太多周折。
过去、现在和未来
回到此前提出的那个问题上，为什么有些武器成功了而另一些却失败了，我们的分析并未得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从本质上来说，一种武器系统的生命力和实战表现取决于技术、生产、个人和战术方面的综合水平，并受制于天时地利因素。进而言之，一种武器在某一条件下可能表现卓越，但在另外的条件下则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一辆50吨重的主战坦克在开阔的战场上威力极大，然而，一旦开进狭窄的街道，如果没有足够的步兵作掩护，马上就会跟一只受伤的恐龙一样，成为攻击目标。
尽管如此，仍有100种武器经受住了各方面的考验，当之无愧地在历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我们将从遥远的古代开始，一直探寻到当今的计算机时代，从炙烤硬化的木质长矛到水下发射的反舰导弹，考察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的技术变迁。这一过程讲述起来虽然引人入胜，但是我们仍要时刻提醒自己，武器最终都会导致同一个悲惨的结局：要么使人丧命，要么使人终身残疾。随着军事科技的日益发达，总有一天连科幻小说都会显得过时，未来仍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乃至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遭受不幸。因此，我们在怀着兴趣探索军事科技的同时，一定不要泯灭自己的人性，并应对其保持某种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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