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修荣，福建长汀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中共早期党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现为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国共关系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主持过多项重大党史课题的编写，多部著作获国家级或省部级奖项。已出版《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关系七十年纪实》《国共关系史》等著作。

　　黄黎，法学博士，现为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与展览工作。先后参与《复兴之路》基本陈列等多个大中型展览，已出版著作《中共党史风云录》（上）、《曲折探索》《辉煌崛起》《文物背后的历史》等。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是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黄修荣先生数十年来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潜心研究的成果，全面而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从五四运动到中共三大的创建过程，注释1500处，引证史料260余种、近千册，涉及中外革命先辈以及一些当事人的鲜为人知的回忆录、书信、文章；相关报刊杂志的记录及反思；以及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公布的有关中共创建、近十年来才面世的珍稀档案史料。

　　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确立
　　孙中山实行联共，是他在长期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为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发展而做出的一项重要的决策。
　　陈炯明公开叛变孙中山以后，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很快就向上海的中国国民党总部负责人张继表示：“陈炯明现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并一致声讨。”他还声明：“中共将不因孙中山先生所受到的暂时的挫折而改变其与孙合作的原有立场。中共将更积极地反对一切支持陈炯明的反动言论和行动。对于广东方面个别中共同志支持陈炯明那种错误态度，已在设法纠正”。
　　同时，中共中央致函中共广州支部负责人谭平山等，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转而支持孙中山。但广州一些共产党员“反对中央对陈炯明的政策，并拟离党而组织广东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二大”以后，中央再次去信，对他们进行严厉指责，“并严重警告陈公博、谭植棠二人，如不立即改变态度，将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负广州书记责任的谭平山，如仍优容放纵，将同样受到严重处分。”后来，由于他们没有完全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谭植棠终于被开除出党，陈公博在受到严重警告后也退出共产党，谭平山则被调离中共广州支部的负责岗位。
　　在此期间，蔡和森曾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民国九年，陈炯明在漳州的时候，曾在精神上和实际上赞助社会主义运动，并为民主革命努力。彼时社会主义者与之发生关系，是极应当并且是光明磊落的行为。故陈炯明和民主革命势力回到广东以后，社会主义者陈独秀曾到广州去办教育，这也是极应当的，也是极光明磊落的行为。可是现在不但一切社会主义者不应与他合作，就是一切民主主义者和全国人民再没有一个可与他合作的。”
　　孙中山由粤抵沪后不久，中共负责人陈独秀、李大钊便先后去探访他，向他表示慰问和支持，帮助他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探讨今后革命的新道路，刚刚到达上海的马林也以苏俄特使越飞的代表身份于8月25日访问孙中山，同他讨论了中俄关系问题；并研究了国共合作的具体方式。孙中山欢迎苏俄对他的帮助，欢迎共产党人同他合作。西湖会议以后，中共一些负责人根据会议的决定，要求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当即表示同意。据汪精卫回忆说：“最先加入本党的，就是李大钊，由张继介绍来的。李当时曾对总理说明他是第三国际党员，是不能脱去第三国际党籍的，不知总理能否许可接纳他。总理答他，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于是李大钊便由张继介绍，并在孙中山亲自主盟下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张国焘、俞秀松等也相继加入中国国民党。在此前后，孙中山同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经常在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他们有时连续数小时，“畅谈不厌，几乎忘食”。通过一连串的接触和交谈，孙中山对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够依靠他们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在国共合作的酝酿过程中，中国国民党中一部分右派分子竭力反对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中国国民党，企图阻挠国共合作的建立。但是，孙中山的态度十分坚决。他对中国国民党的那些右派分子说：“你们不同共产党合作，我就解散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当那些人顽固到底，宣布不改变自己的决定时，孙中山毫不犹豫地说：“那末好，开除你们的党籍！”孙中山在审查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名单时，勾掉了反对联俄的孙科的名字，说：“留给真正赞成改组的老同志。”
　　国共合作的开始实现，表明孙中山在新的革命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但他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势力的幻想以及对人民群众力量的忽视等思想，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够完全改变的。陈炯明叛变前，孙中山曾经试图拉拢皖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同他们结成反对直系军阀的“孙段张三角同盟”。当吴佩孚在直奉战争中取得胜利并打出“恢复法统”旗帜以后，孙中山又先后发表《工兵计划宣言》、《和平统一宣言》、《实行裁兵之宣言》，幻想借助帝国主义的帮助，筹划借款裁兵，以促与直系、奉系、皖系和西南护法诸省的“和平统一”。
　　针对孙中山这些不合时宜的主张，蔡和森等共产党人在《向导》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指出：“用和平的方法去与军阀谋裁兵是做不到的，必须用革命手段根本破坏旧军事组织，由民众武装去解除旧支配阶级——军阀的武装。”同样，“政治上的统一，显然不是混合或调和各大军阀的旧势力可以做成的；乃须经过不停的革命奋斗才能真正成功”。蔡和森还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根本的祸患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的旧势力，中国国民党既然是革命的政党，为使国民革命运动获得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壮着胆子明白的反抗以上两种势力”，“勿因一时之利害而忘远大”。陈独秀也指出，“希望军阀自己裁兵真是与虎谋皮”，“希望军阀行兵工政策，更是附虎以翼”。
　　张太雷在一篇文章中，着重批评了中国国民党忽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错误，指出“这是辛亥革命以来，国民党奋斗一无所成的主要原因”，这样下去，对群众“愈离愈远”，“国民党将变成无国民的政党”。李大钊也写文章批评中国国民党只知用军事行动支撑广东一隅，而不注意在全国发动民众运动。他强调指出，“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应该有适应这种需要，努力于普遍全国的组织和宣传之觉悟”。
　　此外，许多共产党人还提出，现时的中国国民党组织涣散，目标模糊，很难担负起新的革命任务，必须进行认真地改造，使之成为一个有严密组织和明确政纲的真正革命政党。
　　此时，孙中山下决心改组中国国民党，使它成为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他还邀请共产党人参加研究中国国民党的改组计划，草拟宣言和党纲、党章，帮助他建立组织，开展工作。这一切说明孙中山开始坚决实行联共政策。
　　1922年9月至12月，孙中山在上海先后三次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和备省负责人举行会议，研究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各种问题。
　　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改进中国国民党会议，商讨改组中国国民党问题。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53人出席了会议，他们是孙洪伊、张秋白、张继、王法勤、朱霁青、李希莲、田铭璋、丁惟汾、王乐平、刘积学、刘荣棠、王用宾、于右任、焦易堂、张宗海、张凤九、杨庶堪、黄复生、赵铁桥、谢持、吕志伊、叶荃、马君武、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黄展云、宋渊源、陈曹楠、陈峰、蒋尊簋、杭辛斋、张人杰、叶楚伧、茅祖权、方潜、邵力子、管鹏、柏文蔚、张椿、杨赓生、徐苏中、彭素民、陈荣广、萧炳章、田桐、蒋作宾、谭延闿、程潜、覃振、周震麟、王伯群、陈独秀。孙中山即席解释了联俄联共政策。会上，大家一致赞成中国国民党改组计划。
　　9月6日，孙中山指定丁惟汾、茅祖权、覃振、张秋白、吕志伊、田桐、陈独秀、管鹏、陈树人九人为中国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后因丁惟汾、田桐、吕志伊、覃振四人赴北京参加国会，另增补叶楚伧、刘芷芬、孙科、彭素民四人为起草委员。起草委员会从7日起开始集会，历时一个半月，草拟成《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国国民党总章》，呈孙中山审核。
　　11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再次召集有中国国民党各省代表和共产党人参加的会议，审查并修改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党纲和总章。参加会议的除9月4日与会的53人以外，增加了邓泰中、伍朝枢、吕超、徐绍桢、吴公干、林祖涵六人。会上，推举胡汉民、汪精卫起草中国国民党宣言。
　　12月16日，孙中山再次召集会议，审查中国国民党宣言及党纲、总章。参加会议的共65人，其中除了11月15日与会者59人外，增加了李烈钧、黄大伟、陈少白、郭泰祺、张乃燕、周然六人。
　　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着重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现行计划和政策。这个宣言重申民族主义，应力图取消不平等条约；民权主义，应实行普选制度，确保人民自由权；民生主义，应由国家经营铁路、矿山等大型企业，并应平均地权，改革货币，保障妇女权利。《中国国民党宣言》强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它明确指出：“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抒发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孙中山从依靠地方军阀改变为依靠广大民众，这是他革命思想的一个飞跃。《中国国民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成为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先声。
　　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中国国民党党纲》阐明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基本内容及原则，《中国国民党总章》包括“党员”、“组织”、“会议”、“经费”、“纪律”、“附则”六章。会上，孙中山发表了题为《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的演说，指出中国国民党今后的工作主要是：“一、政治进行；二、军事进行；三、党务进行。”他认为“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主……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
　　1月4日，孙中山发出讨伐陈炯明通电，号召讨伐陈炯明的各路部队“为国家除叛逆，为广东去凶残”。
　　1月16日，由滇、桂、粤军组成的西路讨贼军进入广州，陈炯明率部逃往惠州。
　　1月21日，孙中山以总理名义任命中国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彭素民任总务部部长，林祖涵为副部长；陈树人任党务部长，孙镜为副部长；林业明任财务部部长，周佩箴为副部长；叶楚伧任宣传部部长，茅祖权为副部长；张秋白任交际部部长，周颂西为副部长。
　　1月23日，孙中山委任居正、孙洪伊、杨庶堪、杭辛斋、覃振、张人杰、于右任、吕志伊、周震麟、廖仲恺、田桐、戴季陶、陈独秀、刘积学、张继、谢持、王用宾、詹大悲、丁惟汾、黄复生、朱之洪等21人为参议。
　　回到广东后，孙中山吸取了“护法斗争”失败的教训，下决心改组中国国民党，走上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道路。
　　正当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积极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的时候，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于1922年7月26日被任命为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原名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1883年出生于俄国克里米亚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9世纪末，他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17年夏，他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他从事外交工作。
　　1922年7月，由于苏俄裴克斯使团与北京政府谈判难以取得进展，苏俄政府决定派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以特使身份来华。7月27日，越飞率随员24人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于8月5日到达赤塔，8月9日到达哈尔滨，8月12日到达北京。越飞来华后，一方面与北京政府就缔结商约、俄国庚子赔款的使用，以及外蒙和中东路等重大问题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同孙中山商谈双方的合作问题。
　　与北京政府联系后，越飞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三重外交活动，于8月19日、22日分别给吴佩孚、孙中山写信。通过信件，通过派往吴佩孚和孙中山处的使者，越飞与他们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尤其在与北京当局的谈判陷入僵局后，越飞把孙、吴的联系集中在两个目的上：一是争取孙、吴支持苏俄在外蒙问题和中东路问题上的立场；二是促使孙、吴结盟，一起组成政府，来代替现政府。
　　苏俄与孙中山结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曾在中国从事秘密工作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索洛科夫?斯特拉霍夫明确表示：“广州政府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这场革命最终会把中国抛向协约国敌人的阵营。”因此，必须“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建立这种联系的目的是在居民中和在广州政府中物色一些能够在中国发动全民起义来反对日美资本对整个远东的奴役的人物”。他们估计中国政府即将发生更替，孙中山有成为总统的可能，苏俄政府驻华代表建议“俄罗斯联邦可以考虑作为一支积极的力量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何况在中国存在为未来的中俄联盟做大量工作的必要前提”。为了保持同北京政府的联系，苏俄政府领导人指示其代表同孙中山的接触应秘密进行。
　　在中国工作的越飞由于感受到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强烈情绪，曾建议苏俄领导人在外蒙和中东路问题上向北京政府做出让步，他说：“当然，我们支持小民族反对大民族的暴行，但是，如果蒙古人的斗争不会引起任何反响，而中国人的斗争却会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的话，那么就未必值得为了在世界没有任何作用的200万蒙古人而损害我们同正在起着如此巨大作用的4亿中国人的关系和整个政策。”在中东路问题上，越飞本着苏俄对华宣言精神，提出应放弃帝国主义的做法，无偿地向中国转交中东铁路财产权。但这一建议却遭到了俄共（布）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批评。
　　越飞在中国期间，虽然同北京政府的建交谈判进展迟缓，但与孙中山的秘密谈判却进展迅速。
　　8月下旬，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越飞派来的代表，就远东局势及解决方法等问题进行商谈。从1922年8月到12月，越飞给孙中山发出四封信，孙中山给越飞写了三封信，信中涉及有关中俄两国的各种问题。越飞向孙中山讲述了苏俄的国际国内形势，介绍了他同北京当局就中俄建交问题进行谈判的情况以及谈判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孙中山向越飞介绍了中国国内的局势，阐述了他个人的政治和军事计划，抨击了北京政府作为某些大国代理人的丑恶行径。孙中山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某些大国“不想让中国与俄国达成协议”，“它们不欢迎我们之间将达成足以使中国从它们政治和经济压制下得到解放的任何协议”。8月22日，越飞在致孙中山的信中这样写道：他来中国的使命是建立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为了使一些最敏感的问题得到孙中山的答复，以摸清他的思想脉络，越飞在信中“故意显得幼稚”而“明知故问”地提出五个问题，请孙中山解答。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一）“我不清楚，张作霖及其一派是否也是民族解放派”，“或只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二）越飞很清楚，孙中山从1921年底就开始酝酿同张作霖的联盟，所以开诚布公地问孙张联合的目的何在，是为了用张反吴以便少一个政治敌人，还是因为“张作霖的政策对中国有好处”？越飞甚至想听一听孙中山对于如何处理苏张关系的建议。
　　（三）他故意问孙，“我不清楚，您同陈炯明的意见分歧”，如果分歧仅仅在于一个是以广州为基地一个是从北京出发，达到讨伐中央政府统一中国的目的，那么这种技术性分歧难道值得孙陈二人反目成仇吗？
　　（四）中国国民党在国会内起着相当的作用，南方电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什么您，不承认这个议会？”
　　（五）越飞认为孙若同吴佩孚联合起来就一定会更加强大，在这个前提下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不清楚，如果说您现在同吴佩孚达成协议，而您和国民党的影响因此而会更大，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特别是外交部在奉行一种既丝毫不符合国民党的纲领，也丝毫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的政策呢？”
　　越飞用意非常清楚，一方面暗示孙吴应该携手，另一方面是暗示孙同北京政府的矛盾；他一方面指责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对中苏会谈的消极态度，另一方面，为了突出自己对孙中山的好感和信任，告诉孙中山：“我们现在不得不同日本谈判，因为我们自然非常想把日本人赶出我国领土。我的政府责成我进行谈判，我有意拖延为的是能先来中国建立联系。”
　　至于外蒙古问题，越飞指责中国政府“上了钩”，听信了帝国主义的宣传，以为苏俄对外蒙古有侵略企图。他告诉孙中山，如果在这种混乱形势下苏俄从外蒙古撤兵，那么日本帝国主义就会在那里稳扎下去，这显然是不利于中国的。越飞就此征询孙中山的看法，并且希望孙中山利用自己在中国的声望促使中苏会谈早日开始。
　　8月22日越飞给孙中山的信是由一名信使带到上海的，但是他没有同孙中山谈判的全权，而是把信交给了马林。8月24日，马林带着这封信来到孙宅。孙中山在8月27日回信中对越飞谈了自己的想法：
　　（一）北京政府“没有任何基础，它软弱无力”，说它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不过分”，因此，不足挂齿，苏俄应该再等一等，待他不久之后建立自己的政府后再谈判中苏关系问题。
　　（二）孙中山同意越飞说法：苏俄对外蒙古没有侵略意图，所以可以暂时不必从外蒙古撤兵。他在信中这样写道：“贵国军队立即撤走，只会迎合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
　　（三）越飞在来信中用了很大篇幅谈张作霖的问题，孙中山也就在回信中对此做了详细的回答，他向越飞介绍了自己在桂林时开始同张作霖联络，而且张答应在必要时与孙共同反对日本。至于张是否真诚合作，孙在回信中很明确地表示，“我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没有权力怀疑他的不真诚。日后如果他食言，那就要对付他。至予对张作霖应持何种态度，孙中山建议苏俄“别把他推向日本”，而要使他能多“受我的影响”。孙认为张作霖目前因英美支持吴佩孚而很感不满，所以苏俄如果对张过分敌视，那就会迫使张作霖“去寻求日本的外交支持，因为谁也不想完全受到孤立”。
　　（四）对于越飞关于孙吴是否有可能携手的那个试探性问题，孙没有拒绝也没有十分清楚地回答，但是他告诉越飞，“最重要的是重新统一中国”，他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准备同任何一个接受他条件的领导人合作。他在信中写道，“这也说明与吴佩孚有关的事件，现在正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五）孙中山告诉越飞，他已经命令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们到北京去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承认黎元洪政权，只不过是为了对抗黎元洪反对召开国会的企图。
　　（六）关于越飞同日本的谈判，孙中山希望苏俄不要在谈判中牺牲中国的利益，“希望苏维埃俄国阻止日本加强它在北满的地位”。
　　从孙中山的回信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孙中山对于来信中的基本问题所持的立场丝毫不使越飞为难，难怪越飞说孙中山上了“圈套”。
　　12月20日，孙中山在给越飞的另一封信中指出：“总的形势现在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我还可以提出一项建设性政策，即我作为我的受压迫的同胞的代表，同贵国政府实行合作。”他在信中表示：“我现在可以调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希望得到武器、弹药、技术、专家等方面的援助。”他问道：你们的政府能通过乌兰巴托支援我？如果能够，支援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他在信中建议苏俄政府派人来，进一步讨论这个计划。如果计划在明年即能付诸实行，那就会有成功的良机。拖延只会使“资本主义列强帮助反动势力巩固它们在中国的地位”。
　　在对待吴佩孚及其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方面，孙中山不赞成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一些做法。他认为，苏联派越飞同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加强联系是一个失误，其客观效果是“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通过国际承认等等为它树立威信”。而在中国，除了采取革命措施去扫除现在的整个腐朽制度以外，决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孙中山深知吴佩孚有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他说：“我的真正敌人肯定将是吴佩孚。英国和其它国家肯定将支持他反对我。”
　　1922年秋，孙中山派张继前往北京致书越飞。12月，张继在北京会见越飞两次。双方商讨了越飞与孙中山亲自会谈等问题。张继后来回忆他肩负的这次使命时说：“当时我带了总理的信去见他，他正在害神经痛的病，躺在床上。他说：‘这是革命者应得的病’。他看完总理的信以后，要我口头上带话给总理。我猜想总理的信里，一定是说中国是我创造起来的，你来中国，应该来见我，为什么到北京去找军阀？那时北京是曹锟的势力，越飞要我带话给总理，解释说：‘苏联革命刚成功后，形势很危险，不能不拉拢，革命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的，不是可以直线的。’他说的话，初听也颇近情理。”
　　……

前言
第一章 神州苏醒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巨变
一、西方列强的入侵与中国社会的危机
二、辛亥革命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三、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与民族危机的加深
四、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与新生力量的成长
五、资产阶级建国方案的破产
第二节 新潮涌动的中国社会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
二、新青年的创办与文化运动的兴起
三、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四、各种进步社团的出现
五、新旧思潮的激战
六、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
第三节 震撼神州的五四怒潮
一、不平静的海滨
二、怒吼的古都
三、咆哮的黄浦
四、席卷全国的怒潮
五、改造社会的探索
第二章 建党的酝酿
第一节 南陈北李建党的努力
一、早期工人运动的兴起
二、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
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第二节 列宁的东方战略
一、风雷激荡的欧亚大陆
二、十月革命前后的中俄人民的友好往来
三、共产国际的建立
四、“不要忘记东方”
五、来自远方的红色秘使
六、中共一大前苏俄、共产国际的对华工作机构
第三节 中共早期组织的建立（一）
一、上海党组织的建立
二、北京党组织的建立
三、武汉党组织的建立
四、长沙党组织的建立
第四节 中共早期组织的建立（二）
一、济南党组织的建立
二、广州党组织的建立
三、旅日党组织的建立
四、旅法党组织的建立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二、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三、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四、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五、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
第二节 中共“一大”的筹备
一、中共早期组织各项工作的开展
二、建党问题的讨论
三、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华
四、中共一大代表会聚上海
第三节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
一、黄浦江上惊雷破晓
二、嘉兴南湖红船启航
三、中共第一个纲领和决议
四、中共建党的特点及伟大意义
第四章 建党初期的活动
第一节 中央局工作的开展
一、党在创建初期的自身建设
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
三、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
第二节 各地工人运动的勃兴
一、香港海员工人罢工
二、开滦煤矿工人罢工
三、安源路矿工人罢工
四、京汉铁路工人罢工
第三节 中共领导的民众运动
一、新型农民运动
二、青年运动
三、妇女运动
第四节 建党初期中共对民主革命任务的艰苦探索
一、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国情的认识
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革命任务的探索
四、中共“二大”的召开与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第五章 中共创建时期战略重心的伟大转移
与民主联合战线的建立
第一节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有关民主联合战线针的酝酿
一、共产国际三大、四大的召开与反帝统一战线口号的提出
二、苏俄、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最初关系
三、苏俄、共产国际的孙吴合作策略
四、共产国际、联共（布）联合孙中山方针的形成
五、中共以国共“党外联合”方式实现民主联合战线策略的提出
六、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党内合作”方针的酝酿
第二节 中共的战略重心从工人运动向国民革命的转移
一、中共“三大”的召开
二、党的战略重心从工人运动转向国民革命
三、中共以“党内合作”实现民主联合战线策略的形成
四、中共赞成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原因
第三节 建党初期民主联合战线的建立
一、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孙中山的帮助
二、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确立
三、民主联合战线的建立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