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冬莲，有近二十年中央媒体工作经验，曾在国土资源部、人民日报社工作，曾任人民日报社主管、人民网主办的内参《网络舆情》执行主编、副总编，人民网资讯部副主任,人民网所属子公司人民在线总编助理。足迹遍布东部、中部及西部十几个省区市，深入农村实地调研耕地保护和土地流转等问题。发表过大量优秀的新闻及评论作品，例如《阜阳，宅基地革命》、《这里没有空心村》、《珍视政府与网络民意的良性互动》、《官员上网：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参与》等。

　　20世纪后20年至21世纪前20年，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的工业化、城镇化社会的裂变时期。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社会在这40年中发生的嬗变，超过以往5000年。
　　为了记录那些亘古以来就在土里刨食的人们的生活嬗变，记录他们面对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时那种突围与奋进、固守与涅槃，作者以其家乡——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下辖的一个1000多人口的山村满川田为典型，做一个内陆乡村40年社会变迁的全景描述。
　　痛感于传统的农人正在远去，新时代的农民，却迷失在现代化的十字路口：他们接过农业大旗，却草率敷衍；他们亦知传统的点滴消融却无力挽住狂澜；他们知道老路已被堵死，却又不知道去路怎么走……作者解剖了满川田这只“麻雀”，以此献给伟大的变革时代，献给那些在这波城镇化浪潮中，注定必须留在农村，从事土里刨食事业的最后的农民。

　　在加快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此书刻画了一个中部普通村庄的一群小人物的命运，他们有坚守、有奋进、有寂灭、有突围……弥散又聚合，飘荡又归根；不甘随波逐流但又无力掌控，历史性地翻滚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数亿几乎从不发声的群体之中。
　　本书作者跳脱出传统的叙事视角，为小人物发声，使得一个村庄的人物群像竟是数亿农民的缩影。该书流露出的底层视角和人文关怀，令我们对城市化和现代化不得不做反思，启发我们思考的，还是“我们从何处来、身在何处、往何处去”。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知名三农学者

　　作者以安徽歙县下属的满川田村为样本，撷取代表性的三四十户农家，采用解剖麻雀的方式，反映近四十年来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脉络和生存现状。通过书中的文字，能够强烈感受到作者对农村的深厚感情，对农村未来发展、农业生产现状的深切担忧。这样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即便像安徽黄山的农村，那么钟灵毓秀的一方水土，也因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而伤痕累累，徽文化的遗产同样存在着大量消失的隐忧。值得期盼的是，作者提出了农村目前存在的大量问题的解决之道，抛砖引玉，我们期待着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天。
　　——蒋亚平
　　原中国国土资源报总编辑

　　每一个根在农村或关注农村的人，都能直观地感受到当下农村的巨变。我们平常看到的作品，多是对这个大转型时代的乡村的碎片化描述，本书作者却匠心独运，以饱蘸深情的细腻笔触，沉身打捞家乡皖南山区小村近四十年来的旧闻新事，通过解剖满川田村这只“小麻雀”，激起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多维思考。视角特别、身份特殊、亲情特色，使本书的乡村记录更具独特之处，理性的反思与批判也因此更添力道。作者所推崇的CSA模式，虽然未必会成为今后农业生产的主流模式，但正在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陈伟
　　安徽日报农村版报社总编辑

　一头进城，一头坚守
　　1.裂变中的农民工
　　说完满川田的特产和风俗，该说到满川田村民了。
　　在刻画满川田的人物谱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近三四十年来席卷整个中华大地的民工潮。因为满川田及满川田的现在和未来，是这波大潮下的乡村缩影。二十世纪后二十年至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的工业化、城镇化社会的裂变时期。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社会在这四十年中发生的巨变，超过以往五千年的变化。
　　就农村而言，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的转移，以及“文革”后恢复的农家子弟以升学和参军方式进入城市的这两股潮流，构成了近四十年城镇化的主要风景。在这支“农”转“非农”的队伍中，抛开通过升学参军途径融入城镇的不算，那些本身是农民身份而进城务工的人，也就是俗称的“打工仔”、“打工妹”，除了个别有资源有能力有运气，在城市里立住了脚，进而在城里置业把家人带入城市就业或求学的以外，2000年以前，绝大部分打工者都是两头在外（工作和生活在城市），根在村里（家安在农村，在村里还有承包地），像定期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来回飞翔的“候鸟”。
　　时间前推三十年，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积极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公安部门应准予其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口粮自理。自此，农民被剥夺了近三十年的自由流动权得到恢复。
　　尽管国家早在1984年就放开了农民外出务工的限制，但却没有立马导致民工潮。从那时起直到九十年代初期，从全国范围来说，进城打工的农民是极少数。土地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爆发出的巨大生产力，让此前吃饱饭都困难的农民有了饱饭吃，甚至有了一点余钱，“土性”十足的农民轻易不愿意离乡背井；始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粮食凭粮油票供应的政策，也让以种地为生、手无粮油票的农民几乎无法外出谋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随着物质不断丰富，各类商品票证已逐渐失去存在的必要，1992年，国家取消工业券，1993年，粮油实现敞开供应，全国取消粮票、油票和城镇居民粮食供应证，“票证时代”正式终结。随着粮票、油票、布票等退出历史舞台，阻碍农民进城的最后一道藩篱消失了。
　　1992年以后，我国突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打工潮，当年就有四千多万农民工流入沿海和城市打工。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央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施，基层财政出现收不抵支的状况，无计可施的基层政府只能把负担转移到农民头上，加重了农民负担。在一些税负重的地方，农民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年底一算账，却收不抵支（包括生产上的投入和税费支出），更多的农民不得不外出务工找钱（李昌平所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对此有翔实记录）。从那时开始，两头在外的生存方式逐渐成了农民主要的生活形态。上亿的农民工，就像天上的候鸟，平时飞往祖国的四面八方，过年飞回自己的窝，回乡与家人团聚。每年一次的春运大战，就是亿万“候鸟”南渡北归回家时上演的人口大迁徙。
　　应时飞翔的“候鸟”在二十一世纪初又有了改变，新一代的农民工有着与上一辈的农民工完全不同的追求。如前所述，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两头在外的务工者，除个别情况外，基本的运行轨迹是，家庭壮劳力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挣出供子女上学、在农村盖房的费用，子女上完学或房子盖好后，打工者最终的心理预期是回归乡村，继续耕种承包地，直到六七十岁或更大的年龄，体力不支干不动了为止。这是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传统农民工通常的打算和做法。他们即使长年在外务工，家里的地也不会撂荒，在适当的时候或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时，便回乡务农，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农活是他们驾轻就熟的把戏，即使二十来年没有耍过也不会生疏。打工只是为了阶段性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他们从来没有把城市当成最终的归宿，他们只是城市里的过客，这种意识从他们外出打工那一天起就树立了，根本不作他想。
　　2000年以后，新一代农民工进入打工者行列，情况发生了改变。
　　年轻一代农民工，尽管出身农村，却有着与他们的父辈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和未来预期。与父辈不同，新一代的农民工，兄弟姐妹不多甚至没有，成长的过程中即便不是娇生惯养，也是过着相当优越（非物质方面，指精神层面）的生活。他们可能没有独立干过农活，一路读书，出了校门便进入城市从事二三产业。对于农活，他们不感兴趣，大多数也吃不了那种日晒雨淋的苦。比起上一辈，他们的吃苦精神差得多。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新一代的农民工都不可能再沿着上一辈农民工的生活轨迹行走。
　　据说在陕西农村，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七零后”不愿种地，“八零后”不会种地，“九零后”不谈种地。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对农耕生活的陌生与畏惧，决定了新一代农民工不再是城市的过客，他们希望自己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而计划生育背景下兄弟姐妹偏少的事实，使得尚未老去的父辈有可能对不多的一两个子女在城里安家落户、成家立业，给予尽可能的经济支持。因此，新一代农民工基本的走向是：如果没有能力在打工的城市置业，就在家乡的县城或集镇买房置业。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要过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在他们的人生规划里，从来没有在五六十岁干不动的时候还要回农村务农的计划。
　　新一代农民工的这一思想动态，在八零后陆续走进而立之年的2010年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近些年农民工工资收入持续增加，经过近十年的打拼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年轻一代农民工普遍很早就投入打工生涯，多数是在十五六岁初中毕业后，高中毕业十八九岁外出打工都算晚的），他们敢于将在城镇购房的设想落到实处。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的做法是，在老家县城按揭一套商品房，夫妻俩在外挣钱供房，孩子放在老家由老人代养或自己带在身边。
　　始于九十年代末的商品房按揭贷款政策，也让普通打工者有了购买商品房的可能。2000年以后各地出现的商品房销售热，有年轻一代农民工的贡献。社保制度近些年的完善，使得一般的打工仔与城里人一样有了职工医疗和养老保险，可保生病和养老这两项留居城市最需要考虑的事情无虞。从各个层面来说，新一代农民工都可以顺利完成社会学意义上的泥腿子上岸过程。这拨生于八十年代及更晚的新生代农民工，经过十几二十年的打拼，完全可以通过在城镇就业和置业的方式，最终将自己的全部生活重心逐渐转移到城市和集镇，按部就班地上班，交着各种社会保险，最终拿着退休工资退休，绝无临到老了返乡重新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
　　2.他们，搭上了城镇化建设的高速列车
　　按照农民工自发迁移的速度，新一代农民工的进城，会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自然过程。毕竟理想可以很丰满，但现实却要骨感得多。祖祖辈辈生活在城里的那些坐地户子女，要积累起一份像样的家业尚不容易，何况两手空空、两眼一抹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想凭自己的双手白手起家在城里安家谈何简单。
　　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国家的力量却是强大的。2013年3月，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为了挖掘社会资源的最大潜力，加快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将城镇化提到了推动今后几十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进城的速度。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决定，更是为农民加快进城步伐提供了支持。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我国城镇化建设做出了具体部署，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提倡和鼓励进城务工人员在中小城市安家落户。原来那种三三两两各凭本事分别“进城”的自发城镇化行为，从此有了制度保障。
　　此外，劳动力拐点的到来也从就业和收入上，为农民工进城后能“立得住”、“站得稳”提供了就业和经济保障。上亿农民工候鸟式进城打工二十多年后，迎来了这样一个历史性拐点：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11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1年比2010年微降0.10个百分点，2012年比2011年减少345万，2013年比2012年减少244万，到了2014年末，16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比2013年末减少了371万人。劳动力人口到达峰值掉头向下的趋势已经形成。进城就业——从劳动力供给角度说——压力不会再大。从2008年开始，以农民工为基本从业人员的各类基础性就业岗位工资的快速上升，标志着我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顺应这一变化，让有条件在城镇生活和就业的人在城镇安居乐业，将他们的土地拿出来进行商业化流转或亲情化流转（指外出务工农民将承包地委托仍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亲戚或乡邻代种代管），搞规模化生产，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目前来看，至少在中西部的山区，商业化流转尚未铺开，以委托乡邻耕种这种基于乡谊的代种代管仍是主流。刚刚进城的农民需要保有最后一块面包；刚在城里落户的人们还没有完全站住脚――住房仍在付按揭贷款，孩子上学需要用钱，家里的老人还有体力耕种。这些都决定着进了城的农民工不会轻易放弃土地。随着经济压力的减轻和心理上的融入，最多十几年后，那些在城里落户多年的人们，迟早会慢慢放弃对土地的心理和物质依赖，在收获了一定的经济补偿后，大胆地将土地流转出去。
　　在这方面，中央已及时出台了相关政策：
　　2011年，为落实2010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农业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规范和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要求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为农地流转、规模经营提供了政策保证。
　　2014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的文件，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监管细则落地。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即将进入试点阶段。
　　201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相关决定草案，拟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至此，经过三十多年的沉寂，农村土地再次启动改革大幕。
　　经济学家和媒体把这一次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称为“新土改”，称其为上世纪80年代初分田到户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将盘活几十万亿的土地资源，极大改变我国未来的资产价格。
　　诚如201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即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的，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近几年来针对农村土地制度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从土地确权，到土地流转，再到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等的试点，都是为了打好改革攻坚战、下好农村这盘棋。
　　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的现代化，而农业的现代化必须依托于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能缺了农村这一巨大版块，而要想将沉寂多年的农村经济推上一个新台阶，必须盘活农村“沉睡”多年的巨量土地资产。原来那种按地力的不同将耕地小块分割承包给农户散种散收、农民完全按照传统的耕作方式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农耕作模式，既无法保证农民致富也无法做大做强农业，提高农业现代化、产业化水平。近些年随着人口外流和人员老化，出现了大量抛荒行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必须尽快将流转土地经营权重视起来，把那些土地承包权所有者不愿意或不能够继续耕种的土地，流转到愿意耕种的种地大户和种田能手以及看好农业前景、愿意投资农业的公司和城里人手中，进行集约化经营，这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多年来束缚在农村集体土地身上的绳索到了必须松绑的时候。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房屋是农民最大的财产。包产到户后农民虽然取得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资源、资产、资金要素还不能进行合理转化。想让农民富裕，就必须激活土地的财产属性，盘活农村的土地资源，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这意味着，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农村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土地一定程度上得到集约经营，放荒半放荒的耕地逐渐减少，耕地浪费现象得到遏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减少了，村庄越来越小，越来越少。居住在偏僻村庄尤其是山寨上的居民，为了降低生产、生活的成本，考虑到下一代教育的便利，自发地从世世代代居住的山上进城或入村，往外迁移，退耕还林甚至弃耕成林。某些小山村和一些山寨最终会像日本那样，成为无人村。
　　经过至少二三十年的迁移与耕种，我国农业会慢慢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实现规模化生产。农民最终将成为一份职业，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将丝毫不逊色于城市里的上班族。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也将大大减轻体力的支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农民进城打工潮，是中华大地绵延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肇始，也是无数存在了几百上千年的古老村庄风化、萎缩、瘦身直至慢慢消失的开端。那些仍然留在土地上的农民，将是传统农耕社会终结阶段的最后一代农民，也将成为现代农业开启时代的第一代农民。
　　传统的农耕社会终结了，现代的乡村建设开始了。为了记录这亘古以来就在土里刨食的人们的生活嬗变，记录他们在面对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时期那种突围与奋进、固守与涅槃，我决定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的村民们做一个四十年来生活轨迹的描述，以此献给伟大的变革时代，献给那些在这波城镇化浪潮中，注定必须留在农村、从事土里刨食事业的最后的农民。
　　……

满川田的前世与今生
左手物质，右手精神
1．这里的黄山毛峰不一般
2．山沟里游动着节庆“鱼”
一头进城，一头坚守
1．裂变中的农民工
2．他们，搭上了城镇化建设的高速列车
3．今日农民：或固守，或突围
4．进城走了十八年
5．出门打工VS在家做光棍
最后的农民：那些坚守土地的人们
1．家园的守望者
2．乡村医生的代际传承
3．退职职工的幸福晚年
4．代课教师的一家
5．三代同堂的领养家庭
6．老支书的一生
7．奶奶嫁进山，孙子奔进城
8．精明女人好当家
9．超生人家
10．洪家小店
11．去打工还是当农民
12．老校长的黄昏恋
13．那些早慧的花儿
无人值守的房子
1．曾经人声鼎沸，如今空无一人
2．末代徽商的后人
3．一个家庭的上山进城之路
4．从无房可住到无人居住
5．两代人的“房事”
6．曾经的大家庭
7． 山寨人家
回归的农业 迷惘的事业
1．留守乡间，却无心向农
2．山林回归，村庄萎缩
3．萎靡的农人：堕落地享乐
4．农药：是“灵丹妙药”还是毒瘤？
5．沦丧的农业，无良的加工
6．生态农业：打破化学农业的迷局
传承与超越，一代人的使命
1．迷失的家园，引起了“出走者”的关注
2．回不去的故乡，记得住的“乡愁”
3．风俗的传承与遗失：时代前进的一体两面
4．城乡一体化发展：复兴之路上绕不过去的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