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荣，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经济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伦理学》等杂志发表论文近十篇。

　　作者认为中国模式解决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问题，解决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有谁享用等重大问题。中国梦一方面对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式去敝，另一方面对中国模式澄明，使未来的中国模式趋于无敝和敞开，使中国模式发展为一个全面的社会发展模式，进而为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创造必要的历史条件。

　　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自然科学语境下的模式是基于科学主义的，主要用于识别事物的概念、性质，一般与价值无涉，而社会发展模式应该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它不但要回答是什么，而且更要有价值取向。
　　模式是现代性的核心话语。所谓模式基本上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经济增长模式，它的形成标志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1］。但这类模式是异化的、单向度的，即“物的世界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世界历史上发生的几种有代表性的模式基本上属于此类。第二类是社会全面发展模式，它是一种“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模式，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主要把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相结合，即物的世界增值与人的世界增值成正比。前一种代表了过去300年人类以工业化、现代化为主体的增长模式，后者将是人类迈入21世纪后开启未来全新的发展模式。
　　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本完成了经济增长模式出场的条件，所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也成为热点；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在场性始终存疑，中国模式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高原上，总结以往各种增长模式的经验教训，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解决了它们无法解决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问题，解决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有谁享用等重大问题，中国模式由一个单纯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到一个全面的社会发展模式，进而为构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创造必要的历史条件。所以，如果把模式仅理解为经济增长模式，那么，中国模式已经成立；但如果升级到全面发展的社会模式，我们还必须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大致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各项制度趋于完善，中国模式才趋于成熟。至于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远大目标，就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的努力。
　　中国模式证明了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同样能够实现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它大大拓展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中国模式证明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样能够实现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粉碎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中国模式的和平发展道路也粉碎了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和“中国威胁论”。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对中国模式的焦点研究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模式研究前言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源于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的“北京共识”，他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并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试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时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3］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esbitt)在《中国大趋势》中，认为中国模式主要有八大支柱支撑，即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和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并断言：“2009年中国却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4］
　　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S Nye)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将来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认为，中国“是作为一个成功地融入全球市场而拒绝华盛顿共识传统理论的国家的榜样”，他认为，中国的改革不同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早在1988年，他在中国演讲时就认为，在迈向市场经济方面，中国是“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低收入国家”。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里金纳·艾布拉米(Regina M Abram)认为，中国模式首先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实用的模式”，是增长的模式。它不仅具有实践意义，还具有三大理论意义。中国模式首先颠覆了公有制企业没有效率的传统观点；其次，中国模式颠覆了新兴的大国必是好战和富有侵略性国家的论点；第三，中国模式还颠覆了经济发展必将导致西方式民主的定论。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尔·侯赛因（S Athar Hussain）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发展模式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模式，它不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快速发展的经济，也不同于以消费为主导的美国模式，或者是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国家调节下的市场经济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模式是兼具四小龙、美国和欧洲等经济模式的中国特有模式，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5］
　　也有西方学者并不认同，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提出，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但他认为中国发展有七个特征：(1)中国共产党目前已进入“适应阶段”;(2)中国是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3)中国是发展主义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 (4)具有政治实用主义的显著特色;(5)中央领导层和政权拥有合法性与信任;(6)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具有越来越多对内职能;(7)中国正在迈向自治、法治和参与程度更高的开放社会。［6］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也认为，中国模式只是一个想法，而不是一个概念或思想，因为它与概念思想没有多少联系，相互间或者共同的认识累加并不一定就是共识。“除非中国大陆自身更进一步地转型，否则将中国当下的状况称为模式并不合适。”［7］
　　还有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所谓“中国模式威胁论”。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所以，西方看中国模式，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背后都有各种利益以及各种复杂的心态。正如库恩(Thomas Kuhn)所说：“你是无法用旧模式中的词汇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这也验证了费边(Johannes Fabian)在《时间与他者》中提出的观点，对他者的“同在”的否定构成了欧洲中心主义现代性目的论的基础。［8］
　　与之相比，俄罗斯、东欧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研究与评价中国模式时就比较客观。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Gennadii Zyuganov)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公式：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俄罗斯东方学专家阿列克谢·基瓦（Alikci Jiwri）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的一种，就像我们曾经推行过的新经济政策一样。这种模式许多国家都在采用，而且是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既有一党制国家，也有多党制国家。这种模式的实质是，逐步地、分阶段地为形成市场经济和代表制式的民主创造前提。”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АНДР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ИНОГРАДОВ）认为，中国看来已经找到了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可以成为一种“将传统引领到现代世界的火车头，这种特殊的社会调节机制既可满足社会文化传统的要求，也符合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需要”。
　　保加利亚科学院院士尼·波波夫(N Bobof)教授认为，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正确道路，“中国目前选择并实践的模式，是唯一可以挽救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唯一正确的充满希望之路”。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孔塔帕里认为：“在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在实践层面奉行务实变通，在理论层面实行兼收并蓄、继承发展，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紧密结合国情的发展方略。”印度社会学家拉姆戈帕尔·阿加瓦拉(Ramgopal Agarwala)认为，中国的试验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受钦佩的，中国有自己的道路。
　　巴西前总统卢拉(Lula)认为，北京在没有牺牲自主和主权的情况下，既实现了综合发展，又融入了全球化。
　　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也将中国模式概括为“以人为本”、“不断的试验”、“渐进改革，而非激进革命”、“一个致力于发展的政府”、“有选择的学习”、“正确的优先顺序”等。［9］
　　面对各种评价，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能陶醉在各种赞誉中，也不能迷失在各种诽谤攻击中，既要保持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精神，即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也要像邓小平在1989年所说的，冷静观察、认清形势、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宠辱不惊、不卑不亢。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更多地要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去书写、去丰富、去发展。
　　（二）　国内对中国模式研究
　　国内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第二次从2004年至今。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十年来，有关中国模式方面发表的论文几百篇，有关的学术著作几十本，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1.　要不要提中国模式
　　作为一种事实，中国模式早已存在于历史与现实之中；作为一个概念，中国模式也已进入学者们研究的视野。但要不要直接提中国模式，学者们存在一定的争议。李君如提出：“我不赞成中国模式这个提法，我主张‘中国特色’。现在世界上许多人在讲中国模式，说明我们的经验已经越来越引人注目、受人重视，这是好事。这对我们的探索是一个鼓励，对于那些盲目留恋过去或盲目崇拜西方的人也是一个教育。但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应该十分清醒，认识到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定型，还要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危险在哪里？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10］
　　程恩富认为，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道路，或说中国模式，这个模式在政治方面，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这个模式就是十七大报告讲的“三个有机统一，四大民主框架”。从经济模式来看，那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文化模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
　　尽管我们党和政府在正式的报告、文件中没有直接提“中国模式”这一概念，但自邓小平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到“模式”、“发展模式”等概念。所以尽管“中国模式”首先是西方提出的，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回避，反而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加强中国自己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方面的研究，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模式之争的实质是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意识形态的较量，与其让别人说三道四、颠倒黑白，不如自己先以正视听。
　　民间对中国模式的反映还是比较积极的，《人民论坛》杂志联合人民网、人民论坛网等进行了“你如何看待中国模式？”专题调查，参与者4970人，结果74.55％的受调查者认可“中国模式”，其中认为中国模式还在探索的占60.25％，认为已经成型的占14.3％。说明民意对中国模式的存立是基本认可的。［11］
　　2.　中国模式的内容及其特点
　　如上所述，程恩富认为，中国模式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体现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具有浓厚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在发展理念上，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发展布局上，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在发展方式上，坚持渐进式改革；在发展路径上，依靠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来实现发展；在发展目的上，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要位置。［12］
　　张维为认为，中国模式有八大特质、七个理念、四大成就。八大特质是：第一，有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有效的政府。第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先试验，然后再逐步推广。第三，集中精力关注民生。第四，处理好了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第五，渐进改革，拒绝休克疗法。第六，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是个有轻重缓急、逐步积累的过程。第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效率很高，同时保证社会总体的公正。第八，有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七大理念是：实事求是、和谐中道、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励精图治的良政、政绩合法性。四大成就是：第一，中国本身的迅速崛起。第二，总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从封闭的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进入到现代的商业社会。第四，基本上已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模式。［13］以上概括或是从制度出发，或是从理论、理念出发来诠释中国模式，比较全面概括了中国模式，但缺乏中国模式核心本质内容的凝练，凸显不出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
　　3.　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
　　国外许多对中国模式的研究，都不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试图割裂中国模式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单方面强调西方模式的影响。这是别有用心的，所以我们必须加强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系的研究。对此，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共同的实践基础，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从一定意义上说，二者是一致的，只是角度的不同。中国模式是从全球的高度看中国的发展，侧重于横向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历史与逻辑的结合，偏重于纵向查审。有学者认为，二者既有交叉，更有重叠。前者主要从国家发展、现代化进程来分析，后者更注重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丰富与完善。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个学术概念，不应意识形态化，要充分认识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着眼于政治取向，而“中国模式”偏重于社会发展。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模式的正式诞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徐鸿武从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角度出发，认为科学发展观体现了由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到以人为本的转变，体现了社会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当代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陈志认为，“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只是概括的角度不同。“中国模式”的提出是从全球的高度看中国的发展，侧重于横向的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立足于国内发展所作的纵向考察。
　　4．　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
　　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张维为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就是中国模式，只是“模式”这种表述方法国际上比较通用。“模式”这个概念在国际上更多地被解释成一个独特经验的总结。［14］邹东涛认为：“二者既相通，又相异。相通是指意义有相近的一面，可以互相替代或近似替代；相异即差别和不同。……道路是模式的基础和前提，模式则是道路的具体表现形式。如果说道路属于主义层面的东西，模式则属于形式和方法层面的东西。”［15］但是，道路与模式在概念的界定上还是有不同之处的，二者是否能互文互通？或者认为中国道路是国内官方的称谓，而中国模式是国外学界的叫法，这些都需要我们明确回应，所以必须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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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哲学博士文库(第二辑)序言 / 1
前言 / 1
第一章  导论 / 17
第二章  范畴辨析：“模式”与“社会发展模式” / 29
第一节  两种向度的“模式”及区别 / 29
第二节  四种社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 39
第三章  中国模式 / 99
第一节  中国模式的历史渊源 / 99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 111
第三节  何谓“中国模式” / 121
第四章  面向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图式 / 138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与体系建构 / 138
第二节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逻辑与制度建设 / 152
第三节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战略 / 170
第四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愿景 / 177
第五章  中国模式的开放性与国际性 / 186
第一节  中国走向世界 / 187
第二节  世界走向中国 / 203
第三节  人类走向和谐世界 / 214
第六章  中国模式面临的现实问题 / 244
第一节  公平的挑战 / 245
第二节  资源与环境的挑战 / 249
第三节  执政党和政府的挑战 / 252
第七章  以最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的发展 / 268
第一节  发展是全人类的最大公约数 / 268
第二节  五大新发展理念的哲学解读 / 272
第三节  中国梦——中国模式的新愿景 / 283
第四节  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 293
结束语 / 310
参考文献 / 319
后记 / 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