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1948年生，湖南长沙人，中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批评家，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

　　邓晓芒长期从事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和翻译，是国内从德文原文翻译康德的学者，他的哲学著作及美学著作在当代学界和思想界有着极其广泛的影响力。

　　本书把人性的特点作为探讨的主题，如真诚、羞愧、自尊、虚伪等，经过系统的分析，层层的推进，并把中西文化心理历史和人的人格、自有和自我意识等相结合，最后落实到每个中国人的身上。全书笔触细腻，结论清晰，具有说服力。

　　★尽管语言不是多么“优美”，但仍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思辨的力量”。

　　——易中天

　　★他的学术是很有个性的、很有根基的、也很有勇气的，尽管他做的学术完全可以避开中国社会上很敏感的一些社会话题。

　　——胡发云

　　★无论你如何看待邓晓芒，你都无法绕过他评价中国近二十年的哲学成就，以及当代知识人批判性思考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这恐怕才是邓晓芒存在的真实意义。

　　——万圣书园创办人、学者刘苏里

　　★不管邓晓芒自己是否认可，他身上zui鲜明的标签是“批评家”。他批评国民性、批评文学、批评知识分子、批评教育……其中，他“死死揪住不放，不打倒在地不罢休”的，是儒家文化里的病灶。

　　——《环球人物》

　　★他仿佛被架在“道德”“传统”“中国文化”“爱国”“东方文化”的对立面上，这和他自己颇推崇的鲁迅面临极为相似的困境，鲁迅称之为“无物之阵”：掷出投枪的战士射中敌人的心窝，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因为他这时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

　　——《新视点》

　　★近年来，邓晓芒经常针对社会现实问题在媒体上发言，被认为是敢言的知识分子。2011年，邓晓芒入选潇湘晨报十年风尚学人。

　　——《潇湘晨报》

　　第一节　真诚、虚伪与自欺

　　真诚是自我意识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一个成天工于心计、忙于俗务的人，一个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诚意的人，也不会面对自我进行反省。人们经常赞扬儿童般的赤子之心，赞扬品德高尚的人有一颗“水晶般透明”的心。人们希望人与人之间不要有虚伪、欺瞒，要以诚相待，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人自身的本性。这的确不失为千古不变的信条。中国古代的子思主张“慎独”，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也曾提出，“尽其心”可以“知其性”，“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只要真诚，就可以把握和实现人的本来的天性。

　　但奇怪的是，在古希腊却似乎找不出这样一套以诚为本的说教。西方第一位最著名的道德家苏格拉底，其道德原则就不是建立在真诚之上，而是建立在知识之上，这就是所谓“美德即知识”。同样，在德谟克利特留下的两百多条道德箴言残篇中，没有一条说到“真诚”，只有一条谈及“说真话”，是这样说的：“说真话是一种义务，而且这对他们也是更有利的。”中世纪基督教强调信仰，强调全心全意对上帝的畏惧、爱和感恩，但这也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诚，而是宗教上的“虔诚”，即是说，它并非“反身而诚”，而是系于一个彼岸世界、一个不可捉摸不可理喻而只能服从的神秘权威之上的“诚”。至于这种“诚”的“反身”目的，用中国传统眼光看却是没有任何诚意的，因为它无非是为了个人灵魂的“得救”和解脱，因而是出于利害和恐惧而不得不虔心信仰。近代以来兴起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和形式主义伦理学，与其说是在进行道德说教或劝人向善，不如说是在探求道德的客观普遍原理，发现人性的合理性（科学性）规律，提供让人选择的技术资料。

　　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出，中国人比较讲真诚，西方人比较讲真实。真实不可能返身内求，而只能外向进取；真诚则是从自己出发（“从我做起”）而又复归于自己（“问心无愧”），不计利害与客观效益的。西方人要证明自己确有诚意，总要凭借外在的真凭实据，如契约、财产、互利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签字和信誉。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要凭借这些才相信另一个人，这恰好是不相信人、不“以诚相见”的表现。这种差异在日常交往中也常常体现出来。西方人在社交场合是尽量调动一切外在的手段，如拥抱、亲吻和眉飞眼动的表情，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真诚，而这一切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却像是做戏一样的夸张和矫揉造作。西方人自己有时也感到这一点，如罗曼·罗兰笔下的巴黎人：

　　他们谈话，走路，吸烟，读报，举首，眼，行礼的方式，似乎永远有群众看着他们。装模作样地做戏原是青年人的天性，尤其在那些毫无价值而一无所事的人……遇到随便什么人，他们就要像孔雀开屏一样：哪怕对一个过路人，对他们的卖弄只莫名其妙地瞪上一眼的，他们还是要卖弄……他们在举动态度之间表现某种概念：什么力啊，欢乐啊，怜悯啊，互助主义啊，社会主义啊，无政府主义啊，信仰啊，自由啊等。在他们心目中，这些抽象的名词仅仅是粉墨登场的时候用的面具。他们有本领把最高贵的思想变成舞文弄墨的玩意儿，把人类最壮烈的热情缩减到跟时行的领带的作用一样。

　　与此相反，一个中国人，即使是老于世故的外交官，给西方人的印象却是永远挂着一副“微笑的面具”。让人捉摸不透。中国人的表情，特别是在正式场合下的表情，往往是遮蔽性、防范性的，而不是表达性的，不是为了“表情”，而是为了“隐情”。有人曾慨叹说，中国人几乎成了一个不会笑的民族（指的是那种表达性的笑），不会跳舞的民族（指的是那种即兴式的、自发的跳舞），不懂幽默的民族（指的是那种心领神会的幽默，而不是滑稽）。这与中国人历来讲究以诚立世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曾教导我，一个人从小应懂礼貌，和人说话时要“看着对方的眼睛”，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长大以后，我发现这个办法根本不灵。中国人交谈时很少直视对方的眼睛，更多的是看着别人的嘴，或别的什么地方。同时因为我们很少像西方人挨得那么近谈话，我们只有在发怒时或谈恋爱时，才有短时间的“怒目相向”或“眉目传情”的机会。在平时，如若按那位小学老师的办法，逼到跟前去看人家的眼睛，会被人视为无礼，或是“别有用心”，最好的结果也会遭到闪避。中国人似乎的确喜欢用一个符合一般标准的面具或脸谱将自己的真正表情遮蔽起来。在京剧里，凡是那些具有强烈表情的角色，如勇猛的将军，奸险的枭雄，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都要画上固定的脸谱，丑角则起码要在鼻梁上贴一块“豆腐干”；而那些规行矩步、仪态端庄的帝王、忠臣、儒将、孝子和书生，以及那些至少表面上低眉顺眼的旦角，都没有脸谱。那正是因为这些人表情举止上的合乎礼仪规范本身就构成一张牢不可破的脸谱了。

　　于是，就有了两种不同的真诚，即中国式的和西方式的；而正因为两者都把对方看作不真诚的标志。于是又有了两种不同的虚伪。

　　人们通常把真诚看作一个人具有内心精神世界、自觉意识和反省能力的重要标志，却往往忽视了，在这方面，虚伪至少是一个同样不可缺少的因素。当代著名的哲学人类学家普列斯纳认为：

　　一种存在物之所以能够做出伪装，是因为它具有一个“内心”，对于它来说，谎言和奸诈都成了工具——动物就不具有这种尺度，它们只知承受特殊的负荷，并在危险时以对其环境的欺骗效应来做出保护性反应，但不是“有意”要进行欺骗。……如果没有伪装，不管有多少关于自然本性、原始本性和淳朴性的感伤的乌托邦，人只是在体质上才是一个人。

　　正如只有人才能达到真诚一样，也只有人才能够真正地伪装，这两方面是天然不可分离的。仅凭中、西两种真诚在对方面前都成为虚伪这点，我们就可以说，一切真诚都同时也是伪装。而真诚与伪装的这种同一性，就是。

　　真诚是一种表演。人们之所以真诚，是因为他们在表演着真诚。这个道理，中国古代的荀子早就说过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的善良、真诚的确是由“伪”而来的。没有人为的修养，没有先是当作外在仪式而循规蹈矩、假戏真做，而后才成为习惯，以至成为内在素质的道德排演，单凭那天真、淳朴、原始的自然本性是既谈不上恶、也无所谓善的。中国正统儒家和道家学说却将这种原始淳朴状态奉为一切道德的基础甚至最高境界。儒家的仁义、孝悌，皆本于人的亲亲之爱：“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道家则认为：“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他们讲究“德”的修养的方式（“修身养性”或“坐忘”）虽有不同，最终目的却都是要回复到人的自然淳朴的本性，使之得到保留或发扬。但究其实，这种自然的原始天真状态本身丝毫也不具有道德的或善、恶的性质，因为这时人还未成为真正的“人”。正如我们说鸽子“善良”，狮子“凶残”，也只不过是已具有道德观念的人在拟人化幻想中的主观评价一样。当我们说一个人好到从来“不会”干坏事时，这个人的“好”的本性就很值得怀疑了，因为一旦他“学会”了干坏事的技巧，天知道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罗曼·罗兰曾借克利斯朵夫的口说：“一个人想要真诚并不难，问题是要真能做到。”中国人的说法则是：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言下之意无非是：一个人要表演一辈子！这真是又直白又深刻。真诚既然不是天生的，而是“做到”的（人为的），那就要学会表演真诚，即不是把真诚当作固有的本性，而是当作追求的目标和理想。萨特说：“理想的真诚，相信人们相信的东西，正如理想的真诚（是其所是）一样是理想的自在的存在。任何相信都不是完全相信，人们永远不相信人们相信的东西。”正是对自己的“真诚相信”的不相信构成了真诚的表演性，构成了对真诚继续不懈的追求，这甚至是意识的本性：“相信，就是知道人们相信，而知道人们相信，就是不再相信。”只有意识到自己在表演真诚的人，才能真正地变得越来越真诚；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表演性，不承认自己的真诚其实只是姑且把自己的相信当真，那种真诚只是一场梦。

　　每个人大约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梦中人是最真诚的。说一个人“做梦都在骗人”，这是说这个人已彻底烂透了。但做梦骗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梦也不可能真诚，只有在醒来后将它看作一场虚假的幻剧时，才会感到梦中那可笑的真诚。梦的本质就是（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则是“超我”不出场），或“我”只以的方式在场。在梦中，“我”成了一个没有主体的纯粹对象，而且它之所以是对象只是对醒来后的意识主体而言的，它本身则甚至连对象也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表演了那么多的“真诚”，他们甚至打破了中国人不善表达的国民传统，“表忠心”“跳忠字舞”，虽然许多人还没有学会笑和幽默，但大都学会了动不动就哭，就涌出“激动的泪水”或“热泪盈眶”；大批的“红色日记”被创作出来了，有的自愿、有的被迫地公之于众。大多数人从“本心”来说无疑是“真诚”的。但在今天看来，这一场表演既没有自我，也没有真诚。关键便在于，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真诚的“表演性”。因此“真诚”过后，觉得那是一场“噩梦”，且付出的真诚越多，越觉得是一场梦。那当年最真诚的也是最虚伪的。把领袖像章别在肉体上当众炫耀“真诚”的人，今天在电影里被人当作虚伪来嘲笑，小说家们已不再诚惶诚恐地记不管是红色还是什么色的日记，而是嬉皮笑脸、玩世不恭地表演着一种调侃真诚的真诚。

　　人们说，真诚就是出自本心。孔子也说过：“我欲仁，斯人至矣！”这不错。可是，人不要太依赖于这种抽象的真诚，不要以为有了这种真诚什么都有了。“出自本心”，本心是什么？“我欲仁”，我是谁？这种在日常生活中似乎不可置疑的前提，恰好隐藏着最大的陷阱。为什么中国人奢谈真诚，却造就了“瞒和骗的艺术”（鲁迅语）？为什么从最直接、最自然的人类情感（亲子之爱）出发，却发展出“以理杀人”、扼杀一切真实情感的道德规范？真诚后面还有东西，因为真诚是一种表演，对别人，也对自己。

　　有的人虽然真诚，但真诚的意图并不真诚。托尔斯泰笔下的卡列宁“以戏谑的口吻”对妻子安娜说：“巧极了，我恰好有半个钟头的空余时间来接你，这样我就可以表明我的忠诚。”无疑，卡列宁对妻子是忠诚的，“戏谑的口吻”只是为这种真诚感到不好意思，因为这与他那刻板的公务员性格极不协调。然而，卡列宁的真诚是出自“本心”吗？这个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本心。在他的真诚背后是义务（例行公事），在义务后面是习惯，在习惯后面，也许是一切人（或兽）都免不了的、被小心翼翼约束着的动物性需要，如果他还有这种需要的话。

　　相比之下，沃伦斯基对安娜的爱情是够真诚的了。他抛弃了唾手可得的功名和上流社会的社交，在追求安娜时，他真诚地认定自己什么也不需要，只需要这个女人。而在得到安娜之后，他蓦然发现自己获得的只不过是“幸福之山上的一颗小沙粒”。虽然直到最后，他仍然准备为安娜牺牲自己的生命，但他却无法忍受平静的幸福所带来的百无聊赖。在这个活人的真诚背后，隐藏着对永无休止的进取、冒险和创造的生命力的渴望。这是促使他追求安娜的动力（而不光是因为安娜的美貌），但也正是导致他们关系破裂的诱因。安娜是他猎取的最大目标，他可以用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和自由——来交换她，为了不失掉她，他处处屈从于她，但终于不能理解她。既然她只是他的冒险的一个猎物，他也就无法使她去掉这种疑虑：再寻找别的猎物。而他对安娜的不理解，也正起源于对自己的不理解，起源于对自己爱情的性质不理解。他未能真诚。

　　至于安娜的真诚，无疑达到了托尔斯泰小说中形象的顶峰。这位敏感的贵妇最大限度地显露出了她的“本心”，凭教养，更凭直觉。她对沃伦斯基的爱和嫉妒，对卡列宁的嫌恶和负罪感，一切都是那么真诚坦率，没有做作。但即使在她身上，真诚的背后仍有别的东西。她对爱情的执著追求是建立在对爱情期望过高（或不如说，对爱情的理解过低）之上的，她要独自一个灵魂，而不知道一个灵魂是不可能像东西一样被占有的（何况是一个杰出的灵魂！）。但她预先给了自己这种奢望。她在幻想中先已取消了一切表演的余地，将自己所爱的对象“物化”了。她为了自己的爱牺牲了一切：名誉、地位、儿子，但一旦她将一个灵魂“物化”，她的爱、她的一切破除世俗偏见的牺牲就都成了另一种，她最后的自杀也就成了一种报复，即。安娜的真诚是自私的，她最终把自己和对方的情感都贬低成了物，她也未能真正忠实于自己的爱情。

　　真正的真诚，是在意识到这种真诚时才产生的，是对自己的真诚永不满足和随时拷问。而一旦人意识到这一点，他就在表演真诚。与虚伪完全隔绝、不知虚伪为何物的真诚是不存在的。甚至在儿童身上，虚伪或伪装即已表露出来了。在婴儿期就已出现了表演性的征兆，这就是。撒娇如果任其发展，很可能会弄假成真，由假装娇嫩而真的变得娇弱不堪，这就是常说的“这孩子娇惯坏了”。撒娇是一种有意识或半有意识的真假不分，大人最初觉得这是一种无害的倾向，而且是一种令人喜爱甚至有益的倾向，因为它可以增进儿童与父母的感情，培养儿童对爱抚、关心的感受力。事实也的确如此。一个从小没有人可以撒娇的儿童（如孤儿院的孩子），在人格的形成上无疑有极大的缺憾。然而，一个成人倘若也用撒娇这种方式来乞求他人的温存，或像中国古代“二十四孝”中的“老莱子娱亲”那样，以七十余岁的高龄装成三岁小儿在地上打滚，以逗乐他那九十余岁行将就木的老父。那就不仅是肉麻，而且是变态了。人们以为“赤子之心”是真诚的楷模，天真的儿童“不会说谎”，这不过是一种神话；如果把“说谎”理解为有意向人家报告不真实的情况，那么可以说没有一个孩子是“不会说谎”的，凭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检验一个孩子是否有痴呆症。真诚其实并不在于不会说谎，而是在一定条件下意识到“这是说谎”。

　　我们经常发现，有些孩子直到长大成人，还分不清说谎和一般的开开玩笑的界限。有些大学生嬉皮笑脸地去偷或骗，并不以为自己有什么不对，反而为自己似乎又回到了恶作剧的“童年”而暗自高兴、自我欣赏。也许这正是他们缺少童年、从小被要求像大人一样规规矩矩的逆反性结果。我自己小时候也曾在长辈们中得到过“从不说谎”的称赞，虽然当时并不真正懂得这句话的意思，但也受之泰然。但有一件事使我的自信心受到了狠狠的打击。十岁那年，有一天，我揣着自己积攒的五分钱硬币去小摊子上买甘蔗。有五分钱一段的，也有两分钱一段的。摆摊子的老婆婆正忙着给别人找钱，她头也不抬地叫我把钱放在桌上。我把钱丢到桌上一大堆硬币一起，就去拿五分钱的甘蔗。这时老婆子找完了钱，回过头，忽然叫起来：“你给的多少钱？”

　　“五分钱啊！”我触电似的把手缩了回来，惶惑着。

　　“五分？你的钱呢？”

　　“那里。”我用手一指。可是连我自己也分不清，那一堆两分、五分和一分的硬币中哪一枚是我刚才丢的。我立刻脸红了。

　　“小家伙，你少给我来这套把戏。”老婆子仔细地看着我，旁观的几个大人也看着我。老婆子接着就和那几个人讲，前几天，也是一个孩子，用这种方式骗了她的糖，一分钱也没给。

　　“我是从不说谎的……”我嗫嚅着说，脸烧得更烫了。旁观的人都笑了起来。老婆子最后给了我两分钱甘蔗，算是恩赐。

　　我屈辱地拿着两分钱的甘蔗，两眼含泪逃离了那个可诅咒的地方。我满心羞愧，仿佛自己真的说了谎，仿佛那句“我从不说谎”的话就是最大的谎言一样。

　　我没有说谎。可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了什么是说谎。我发现，像我这样自认为诚实的人，事实上也是有可能说谎的，“不会说谎”的保证是空虚的、无根据的。我一直以为，诚实是我的天性，但那个老婆子使我明白了，任何人都有可能说谎。我不能以我的天性证明我没说过谎，相反，我要不断地、小心地用我没有说谎来证明我天性的洁白无瑕：人生的道路一下子变得无限艰难了。

　　意识到一切人（包括自己）都有可能虚伪，因而都有可能被看作虚伪，这是真正的真诚观念的萌芽。不会说谎是愚笨，不愿说谎才是诚实。真正的真诚是一种，它背后有一个无限可能的谎言世界；但真诚的人选择了真诚，并将它了出来，对别人，也对自己。

　　不过，问题还有另一方面。人要能选择真诚，必须知道什么是真诚，就像一个演员要知道他所表演的是哪一种角色才能“进入角色”一样。而“说真话”（不说谎）并不一定是真诚。向法西斯说真话，是出于恐惧和卑躬屈节；而对癌症病人说谎，却是出于医生的慈悲和人道。人世间的真真假假，除了真诚的愿望外，还要有阅历和经验，才能分得清楚。当一位青年从白雪公主和大灰狼的童话世界里走出来，一下子被抛入一个二次方、三次方的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时，他陡然很难分清究竟哪些是真话，哪些是谎言。相反，由于他的年轻和未涉世故，即使他满怀诚意，他也不一定能说出真话，而几乎注定要认真地说出一些空洞的大道理，在这些大道理中，大部分他将来也许会作为骗人的假话而全部呕吐出去。尤其是，我们中学的教育似乎就是把学生提到不着边际的空话、假话的云端，然后听凭他们摔在现实的泥地上。看看电视里的中学生节目，听听他们唱的歌，你会发出“这是一个矫揉造作的年龄”的感慨，并回忆起自己当年同样的做作来。

　　与个人的成长类似，时代本身也有一个成熟的过程。1958年的“大跃进”，1966年的“文革”，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幼稚，这是时代的幼稚。唯物主义的中国人竟然相信亩产13万斤粮的神话，两千年前即已掌握炼铁术的民族竟然用煮稀饭的方式来“炼钢”，这些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中展示了它们巨大而又惨痛的“经济效应”的事实，在后来却以“要算政治账”“要看本质”的名义被列入了无足挂齿的“现象”。对政治本心不知反省的这种继续“真诚”在“文革”中造成了进一步的灾难。无数的人（不只是幼稚的青少年）含着热泪，献出生命，去真诚地“捍卫”一个纯洁的“理想”，到头来发现自己所维护的只是一个虚假的幻想。“文革”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今天，人们已经成熟得多了。但成熟到什么地步，也还是个问题。哪怕那些从本心上准备开始“只讲真话”的人，那真话的底下，也往往有一层不自觉的假；仿佛过去人们喊“万岁”、叫“打倒”就是出于虚伪，今天只要不再喊，而且忏悔，就可以真诚起来似的。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既然昨天的真诚已被证明是虚伪，谁又能担保今天的真诚就是绝对的真诚呢？在今天的真诚底下，还有没有什么不真诚的东西呢？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像笛卡儿那样，对自己头脑中的一切（哪怕最神圣不可动摇的）来一次“彻底怀疑”，找出一个“我思故我在”的支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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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张炯

新版序

序

以太的碎片

孩子与水仙花——作为表演的人生艺术——精神的譬喻：火——生命之谜：作为变的变——对解释学循环的人生体验

第一章　作为内在表演的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辨义：“我”“你”与“我们”

第一节　真诚、虚伪与自欺／７

真诚与真实——真诚是“做到”的吗？——真诚的表演性：虚伪——罗曼·罗兰与萨特的真诚观——真诚的破灭：《安娜·卡列尼娜》中几种真诚的类型——真实的真诚是在意识到它有可能虚伪时才产生的——儿童的撒娇及其必要性——诚实不可能是天性——历史证明，无知使一切真诚成了不真诚——笛卡儿的“彻底怀疑”及“我思故我在”悖论——自我意识的荒诞性及其自欺的本质——自欺是可能的吗？——弗洛伊德的解释——在失眠中所体现的自我意识的自欺结构——死的焦虑在自欺中获得拯救——一个流传了数千年的“绝对真诚”的神话：中国传统对真诚的表演性的否认——鲁迅的两难及其表演

第二节　忏悔与羞愧／30

真实的真诚与强烈的忏悔意识和羞愧感相伴随——俄狄乌斯和奥古斯丁的忏悔——卢梭的《忏悔录》：由上帝仲裁——萨特的《苍蝇》：决不忏悔者就是上帝本人——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个人成了创造世界的艺术家，即上帝——中国“慎独”精神与西方忏悔精神的相反结构——为了标榜的忏悔：“文革”的“触及灵魂”——时间性的丧失：抹掉记忆便是抹掉将来——巴金老人的忏悔及其局限性——张贤亮小说的忏悔主题——该忏悔的不是说了假话，而是真诚地说了假话——沉默的权利比说真话的权利更重要——基督教“原罪”在真诚的意愿与现实的真诚之间拉开了无限的距离——上帝作为真诚的导演——托尔斯泰的忏悔精神——羞愧作为自我意识的一种体验——儿童的羞愧、成人的羞愧和哲学家的羞愧——脸红的心理机制：意识到被迫表演——羞愧与人性的本源——对裸体的羞愧：弗洛姆的解释——羞愧提供了表演的前提，使人上升为精神的“个人”——中国传统“耻感”对个人及其表演的取消——“实心人”：“文革”的群众心理基础

第三节　移情和拟人／56

移情或拟人是自我意识最深层次的心理功能——移情先于认识：苏珊·朗格与维柯的看法——色诺芬尼对宗教的移情本质的提示——原始巫术：弗雷泽《金枝》的片面性——婴儿的移情教育，或内模仿——移情的表演性：进入角色——移情作为自我意识二律背反的解决——科学和技术对移情机制的遮蔽——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实即移情作用和拟人作用的体现——基督教精神的移情性——黑格尔“浪漫型艺术”即移情的艺术——但丁《神曲》的主题：人类通过艺术与爱而向上帝移情——近代美学模式，艺术是感性和理性的中介——从维柯到狄尔泰和胡塞尔：移情问题成了哲学的关键问题——现代解释学和哲学人类学的移情观——西方科学主义传统限制了对移情体验的把握——中国文化天生的移情倾向——中国道德政治的移情性及其诗化特点——中国艺术精神的圆融性与宇宙意识：与柏拉图比较——中国天人合一与基督教神人相分：耶稣的表演使移情成为间接的——移情机制本身的直接与间接的辩证法——移情的自欺性——中国传统移情的直接性之基础：情感本身尚未从抽象一般分化为个别——儒家以抽象亲情取代个人感情：情感意识的图式化——乡下女人哭丧：压力之下的假表演——固守于直接移情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窒息——明清小说，特别是《红楼梦》的表演意识——中国文化的最高概括：“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的局限性：对表演意识的证伪

第二章　作为外在表演的人格

人格辨义：人格即“面具”

第一节　孤独意识：距离感与恶心／94

意识到孤独的权利是意识到人格的前提——孤独与排除孤独是人生的两大需要——中国古代隐者不是要追求孤独，而正是要排除孤独——中国士大夫孤独感的非本真性——章永璘与大青马的对话：人对世界、对他人的隶属关系——性与生殖力成了“作贡献”的本钱——中国文人理想的怪圈：对自我阉割的自得与不满——中国人从来没有对孤独的真正需要——古希腊孤独意识的哲学象征：原子论——基督教的灵魂学说——上帝也害怕孤独——西方人只有在孤独中才可能拯救孤独：中世纪修道院与中国寺院的差别——新教对孤独意识的挑明：上帝的孤独就是人的孤独——中国人对排除孤独的片面追求：放鞭炮为了逃避孤独——虐待狂与受虐狂在“文革”中的泛滥——视孤独为人生与死后最大的不幸：祥林嫂的恐惧——克服孤独的手段：亲情、礼教与名分——现代西方孤独意识向极端发展：尼采的号召——萨特的《恶心》——洛根丁对肤浅的“人道主义”的反感——恶心的本质：移情与拒斥移情的矛盾——洛根丁把世界和自己都变成了地狱——查拉图斯特拉的孤独和博爱之心：真正的救世是教人以孤独——萨特自救的方式：文学创作或表演

第二节　责任和罪过／121

在孤独中自由与责任的矛盾——对萨特伦理学的诘难——扮演孤独的角色是为了“爱人类”——真正的责任心基于孤独意识——“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前提：个体责任能力——受骗不能成为个体人格推卸责任的借口——对国家负责与对自己负责：纳粹德国与“文革”——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责任首先是自我意识的人格同一性：良心——中国人的责任心太多了吗？——儒家使命感的误区：对“天命”的依赖性——这种“天命”的生物学本质；血缘关系——从道德超人到精神动物——苏格拉底的使命感：天才人物和个人“灵异”——血缘义务的扬弃和公民义务的奠立——苏格拉底之死：人生是一件艺术品——艺术个性的异化，或柏拉图及斯多葛派的道德规范——基督教德目的转换——基督教“爱”的间接性和表演性：“以基督的名义”——“爱”既是责任，亦是权利——近代理性原则：犯罪受罚是犯人的“权利”——雨果的《九三年》和曹操的断发代头——一点结论

第三节　尊严／146

皮科论人的尊严在于其不可规定性，即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可能为恶，但取消自由意志是更大的恶——自由意志是道德评价的基础——中国道德与刑法不分：“诛心”导致道德心的沦丧和道德行为的伪善——尊严首先是自尊，而不是“面子”——自尊不是自大：对自己人格的尊重与对他人人格的尊重是一回事——面子是遮蔽性的，尊严则是表演性的：人格面具造成“典型性格”——阿喀琉斯与俄底修斯的完美人格——罗马人：人格的普遍性层面吞并了个性的特殊性——失败者的尊严：奴隶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基督教对斯多葛精神的扬弃：“不动心”的点成了无止境的求索，“苦恼意识”——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灵的坚强与肉的虚弱——近代：灵与肉的和解——自由主义理论的滥觞：麦克斯·施蒂纳——两种“精神胜利法”之结构比较——阿Q精神：可笑的悲壮与可悲的幽默——作为“唯一者”的阿Q：皇权思想——两个中国字：“我”与“人”的对立，“我“不是“人”——阿Q的“绝对命令”——儒生的妄自尊大与自轻自贱：“非人”原则的两面——自律的表演性与他律对表演的割裂

第三章　作为人格表演过程的自由

对自由的各种定义之无效——自由的唯一定义是“不可定义”——对自由的逃避及其自欺性——自由比不自由更难受——自由就在于去争取自由：不是悖论——弗洛姆的误解

第一节　任意性、自由意志与选择／181

我们这一代人如何体验自由——“笑”的哲学本质：任意性——精神性的笑与动物性的快乐之区别——任意性与选择，或情感与理智对自由意志的关系——莱布尼茨：磁石指向北极是否自由的？——人的任意性即使植根于本能，也仍然超出动物之上——就其可能性而言，任意性是属于精神的——任意性是自由意志最起码的含义——任意性对人类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建设性力量——全部历史可看作人的任意性越来越多地实现的历史——希腊自由意志的善恶问题：苏格拉底与智者派的争论——自由意志与知识的关系：动机与效果的两难——亚里士多德的突破：不用善恶规定自由意志，而用自由意志规定善恶——同样陷入矛盾——基督教使上帝意志成为人的自由意志与善的中介：自由意志归结为信或不信——中世纪人格的分裂：人的意志成了上帝和魔鬼斗争的战场——神学家们的争论——托马斯模式使人的意志有了自由表演的余地和舞台——文艺复兴发挥了世俗的自由，宗教改革则纯化了精神的自由——近代自由意志对宗教和上帝的扬弃：意志自律的诞生——中国传统哲学对自由意志不感兴趣，其重点是人的“性”或“心性”——孔子确立的不是行仁义的自由意志，而是行仁义的能力或性能——最高境界是“无意中”行仁义，即“圣人”之行——儒家“志气”说的先验前提不是不可规定的自由意志，而是可规定的“性”与“命”——荀子的自相矛盾：本性的恶劣如何能“人为”地成为善？——熊掌与鱼的选择：“水性”人格的“选择”即无可选择——道家的无为无欲：以取消自由意志为自由——与儒家共同致力于使人“物化”——道德与伦理的差别：中国伦理的非道德性在于使可能性沉没在必然性之中

第二节　自律／208

从原始图腾禁忌到文明社会的规范——希腊人最早意识到法律是自由意志的体现——自律是对自由意志行使自由意志，即自由意志对自身的无限超越——不可规定的自由意志自己使自己有了规律或规定——自由意志的反身性使它超出自发的任意性而成为一贯的人格——在自律中表演性原则的确立：自由意志既是演员，又是观众，始能自己评价自己的角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论演员自我修养——古希腊和中世纪均无纯粹意义上的自律概念——近代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由任意性向自律原则的深入——康德的自律原则的确立——康德“绝对命令”表达的三个层次：因果性、目的性、自律性——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及其困境——自律的伦理学的最后一言——中国古代对“自律”的强调——这种“自律”本质上的他律性——前提是取消个人自由意志，否定任意性(私欲)——王阳明与康德在伦理学上的差异：知行合一的直接性、非表演性与知行相分的间接性、表演性——中国传统未达到“绝对命令”，总是“有条件的”命令：人是手段——康德伦理学留下的问题是自律伦理学的根本问题——现代西方向“自由感”转向

第三节　自由感／243

自由不可定义，但可感受或体验——自由不是一种认识，认识倒是某种自由——自由也不等于实践，实践失去了自由感就成了不自由的：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与任意性(可能性)、自律(必然性)相比，自由是现实性——西方传统对自由本质的一切规定都未触及现实的自由本身——中国古代对自由感的诗意描述倒更真实——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和“实质伦理学”正是对自由感的追求——上帝之死迫使西方人从超验世界返回直接性或感性——但感性和理性的分离使现代人失去了归宿和家园——破碎的感觉在现代艺术中的重组：莫奈和毕加索——现代悲剧不表现崇高，而表现荒诞：卡夫卡——叔本华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深渊——尼采的自由感：生命创造和毁灭的沉醉和狂喜——克尔凯郭尔的自由感：孤独、畏、烦和绝望的体验——他们分别表达了现代自由感的两极：胜利者与失败者、醉狂与恐惧、唯我独尊与孤苦伶仃——弗洛伊德揭示了现代自由感的表演性——胡塞尔为描述这种表演性提供了崭新的方法：现象学——海德格尔对克尔凯郭尔自由感的本体论分析——但却由此引出了尼采式的表演欲望：“诗意地运思”——萨特：自由是一种“被注定”感——人在反思前已有自由：感觉和情绪的本体论——对爱情的分析：爱是自由地吁求自由——爱的自相矛盾在于心是不能“占有”的，能占有的已不是“心”——爱就是焦虑、试探和没有把握的追求，是一种表演或一种艺术——萨特自由概念的二律背反是由于自由的本性就是矛盾或荒诞——但萨特的功劳不在概念分析，而在对自由感受的准确描述——西方文化心理的主导倾向是把自由感受为阴沉的、罪感式的冲动——自由若不超然于善恶之外便无以立足——中国传统自由感却在于恬静自得，即不带伤感和罪感的审美体验——礼乐文化，乐为“德之华”：对自由感的道德性深信不疑——先秦儒家自由感的失落：从礼教到理学——失落的原因在于缺乏表演性——道家自由感：“游”——庄子“无为而至乐”：对死的崇拜——与叔本华比较：庄子是“齐生死”，叔本华是弃生向死——道家自由感的要害在于去掉了自由意志这个引起一切不安和纷扰的根源——中国式佛教的形成：一个消除自由意志、使自由化归自然的过程，西方(印度)自由感逐渐失去罪感色彩——“化禅为诗”和“以禅喻诗”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自由感的主要表现形式——温静(儒家)、虚静(道家)、寂静(佛家)体现了中国传统自由感的总原则：取消自由意志的不安息或能动作用——这种自由感的自欺和虚假的本质：鲁迅的批判——新型自由感的诞生：“摩罗诗力”——现代中国人的使命：表演人生

结　语　／291

人生即艺术，即创造，亦即表演——表演艺术是最本原的艺术，它表现了艺术的最深本质即“站出来生存”——艺术只能是个人的，人的生和死都是个人的事——每个人的生活都得自己独自去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