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东（1982.11-），男，汉族，湖南岳阳人。目前任职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美国宾州州立大学英文系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与现当代英美文学。主持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美国非虚构文学中的中国书写研究”（项目编号16CWW005）、2015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非虚构文学的边界与彼得·海斯勒的中国三部曲研究”（项目编号15WWC004）以及2014年江苏高校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罗兰·巴尔特的文本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014JD067）等。在《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外语与外语教学》、《俄罗斯文艺》、《学术界》、《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当代外语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论文10多篇。

　　《文化的符号与结构：罗兰·巴尔特的文本理论研究》以文本符号理论为研究核心，运用分析综合法与演绎法，致力于探索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巴尔特文本理论的内核和指导意义，并进一步探究其理论缺陷和解决办法，为文化批评提供更广阔的理论背景和方法论基础。重点探讨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1）文化批评视域下的语言、符号、文本的辩证关系。
　　（2）文化中的神话文本及其破译与读解。
　　（3）文化中的叙事及其结构。
　　（4）文化文本的阐释空间和特性。
　　（5）文化批评中的“科学性”问题及文本的分类问题。
　　绪论之后《文化的符号与结构：罗兰·巴尔特的文本理论研究》分为五章。通过历时比较法，梳理巴尔特的文化文本理论。第1章主要重新界定和阐释了文化批评中的文本的概念，论证了：文本的核心要素为符号；符号按照规则组合成文本；符号携带文化信息，具有文化性。关于符号、文本及两者之间辩证关系，巴尔特从三个方面进行了体现：首先，他阐明了符号的语言学属性，并尝试建立一种研究符号意指系统的科学——它高于狭义语言学但从属于广义语言学；其次，他在索绪尔语言学系统的基础上建构一种符号学系统，提出符号的四组关系：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组合段与系统以及直指与涵指。符号学是语言学的解体；再次，文本是由语言通过横组合与纵聚合组成的符号系统。而语言是文本的载体，文本描述文学意义的生成。逆向推论得出，文学（文化）研究必须以文本本身为研究对象，从而研究文本的“语言结构”，即符号系统。这就为建构结构主义符号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文化的符号与结构：罗兰·巴尔特的文本理论研究》：
　　结构主义源于索绪尔语言学的二元区分，这些若干二元概念形成了一种寻找语言意义的结构模式。但是，在德里达看来，结构主义语言学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s-centralism）的支脉，必须加以消解。表面上看，后结构主义似乎是与结构主义相对峙的，但事实上后结构主义（或日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存在一种承袭关系。它只是结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变异，或者说是结构的一种变形。为了弄清楚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渊源与差异，我们必须先描述从结构到解构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项运动过程：
　　第一，从中心到边缘。结构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构一个追踪深层意义的结构模式，无论是普罗普、雅各布森，还是列维一斯特劳斯等无不如此。巴尔特早期结构主义致力于意义的生成机制，正如他所概括的那样，“早期的叙事学家就希望从全部故事中找出单一的共通结构：他们挖空心思地想从各个故事中抽离出一个共同的模型，然后导人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叙事结构，再把这个大叙事结构当作生成框架”。在此，这种二元中心论的具体方法就是“把研究对象看作一些结构成分，并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对立的、联系的、排列的转换关系，认识对象的复合结构的一种分析模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话语权威中心。如果说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学生们为了冲破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这个逻各斯中心的话，那么结构主义的失落则是必然的。以巴尔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拒绝打破结构的稳定秩序，被学生们讥讽为“结构不上街”，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却成为时代的需要。“解构”这个时髦的词意味着对“中心”的怀疑和反叛。1966年德里达在霍普金斯大学所宣读的论文《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标志着解构主义的开端。按照德里达的观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神学中心论，原因是索绪尔局限于能指而忽略了整体，这种做法和神学中心主义的专断并无二致。后结构主义最重大的要义就在于否定中心，走向边缘。
　　第二，从整体到分散。结构主义的核心概念是系统结构，强调整体性。格雷马斯在《故事的结构分析》中，把神话归结为三大要素，其目的是为此类文本构建一个规范化的符号系统，以突出文本的整体性。而解构主义的目的就是把这个整体结构给摧毁，颠覆其严密的等级关系。正如德里达自己所说，“要解构二元对立，首先就要在特定的情况下将这种等级关系进行颠覆”①。这样一来，词语的意义不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在多个文本的语义网中被确定，并在区分和延宕中出现新的意义。从结构到后结构，其中一项运动就是从系统的整体变成分散的意义碎片。
　　第三，从意义到虚无。追寻文本的意义是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共同之处，不同的是，结构主义旨在建立含具意义的结构以揭示文本的深层意义，而解构主义则旨在发现意义的存在并通过破坏恒定的、中心的意义从而使意义变得虚无。国内学者胡经之、王岳川曾指出：“德里达用‘意义链（meaningchain）’来取代‘结构’，在他看来，意义链是敞开式的（openended）、非目的性的，它排除了以为在系统中有一个具有统治作用的整体想法。又由于它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所以它本身就不会降到整体或对象的地位上去。”后结构主义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游离的、敞开的，因此，从结构到后结构的另一项运动就是从意义到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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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章 文化研究视域下的文本
第一节 文本的重新界定
第二节 文本的核心要素：符号
第三节 文化中的符号与符号的文化性

第二章 文化中的神话及其读解与破译
第一节 文化中的“神话”：一种带有意识形态的符号系统
第二节 “神话”文本系统的结构
第三节 对当代中国一则神话的批判
第四节 文学的神话：自然化地传递意指

第三章 文化中的叙事及其结构
第一节 叙事文本的“语言（langue）”
第二节 功能层
第三节 行动层及行动序列
第四节 叙事及叙事系统

第四章 文化中的后结构主义文本阐释
第一节 后结构主义：结构的一种变形
第二节 阅读符码与文本阐释
第三节 文化文本的功能符码：以莫言小说《放鸭》为例
第四节 文化文本的特性：互涉性、多义性、生成性和开放性
第五节 与巴赫金“对话”

第五章 方法论的反思
第一节 文学的科学性问题
第二节 新文化批评：一种新方法的历险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罗兰·巴尔特生平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