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圣地》：
云冈中期石窟出现了中国宫殿建筑式雕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式佛像龛，此形制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普遍推广，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在北魏时期的造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云冈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装饰，更为充分地运用了中国式木构建筑装饰手法，“人字披”以及梁椽、斗拱结构体系等大量采用在石窟寺的构造细节上。民族化、世俗化在云冈石窟造像中大胆而充分的追求与展现，前所未有地实现了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的融会贯通。云冈石窟，形象地表达了佛教中国化发端与深入的历史性过程。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禅学发展迅速。石窟是僧侣们静心坐禅、研讨佛教中国化的绝佳场所。云冈窟寺承载了这一历史使命，成为僧侣禅修的理想选择。史载，昙曜受益于云冈石窟聚集的一批佛教大德，其翻译的《付法藏因缘传》在中国禅宗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禅宗，是佛教中国化最为纯粹的一个宗派。当时禅门各派对传法世系各依所据，争论不休，说法不一，譬如有天台宗《法藏传》的24祖等之说。宋代契嵩依据《付法藏因缘传》，确定禅宗上接释迦牟尼的弟子摩诃迦叶，下接印度第28祖菩提达摩。契嵩之说被后世作为禅宗祖系传承的定论载入史册。云冈石窟的《付法藏因缘传》对后世禅宗的文献学意义巨大而深远。
北魏政权集团能够崇奉佛教并倾以财力，既源于北魏时代高僧群体殚精竭虑的弘法传教，也与印度佛教在这个时期开始起步并初步取得了佛学中国化的成就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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