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中国人道德修养读本》：
戒谤毁
人人都有是非之心：对的就说对，错的就说错，这是很正确的。人们都有赞赏好人好事，憎恶坏人坏事的情感：善待善者，恶待恶者，这是很正确的。只是一件事的是与非，一个人的善与恶，其中的关系很复杂，我们一时的判断，常常不能作为定论。我们所判断的对或者善，有时候并不恰当，这种害处还算小。而我们所判断的错或者恶，如果不恰当，那么害处就会很大。所以我们评论一个人，只要不是关系到公共利益和责任，就尽量宣扬他的对与善的地方，而掩盖其错与恶的地方。即使不能掩盖，那么见到他们的错就否定，见到他们的恶就斥责，也就可以了。如果本来就没有什么错与恶，而是自己虚构的，或者别人的错与恶并不严重，而自己却故意夸大其词，那就是诽谤。诽谤，是我们应当禁止的。
我们来探究一下，诽谤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是嫉妒别人的名誉吗？还是以为别人的失意有利于自己？还是别人与自己有仇，而以诽谤来中伤别人？所有这些，问问良心，没有一个是可以这么做的。那些诽谤别人的人，常常不能陷害别人，反而害了自己。汉代的申咸诽谤薛宣不孝，薛宣的儿子薛况的门客杨明在宫门外打伤了申成。御史中丞认为不能以平民百姓的争斗来论，要把薛况处以死刑。朝廷大臣认为，不以正直之心对待别人而遭到报复的，应该与施加报复的人同罪，最后竟被免掉死罪。今天文明国家的法律都会规定，如果有人无故被人诽谤，那么被诽谤的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这足以证明诽谤者刚好害了自己。
古代被诽谤的人，大都采取不申辩的态度，也就是所谓：停止别人的诽谤，最好的办法是进行自我修养。汉代的班超在西域，卫尉李邑向皇帝上书，陈说经营西域不可能成功，又极力诽谤班超。汉章帝大怒，严厉责备李邑，命令他到班超那里听从班超的命令。班超就派遣李邑带领乌孙国的人质回到京城。徐干对班超说：“李邑以前诽谤您，想破坏西域的事情，现在为什么不依据诏书把他留下，派别人送乌孙人质呢？”班超说：“因为李邑诽谤了我，所以今天派他回京城。我自问内心无愧，何必怕别人的议论呢？”北齐时的崔暹对文襄帝高澄说，应该亲近信赖邢劭。邢劭不知道这件事，瞅准机会诽谤崔暹。文襄帝很不高兴，对崔暹说：“你说邢劭的优点，而邢劭专门说你的缺点。邢劭真是个糊涂人。”崔暹说：“这都是事实，邢劭不糊涂。”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虽然受到诽谤却不申辩，固然是品德非常高尚，但从诽谤者一方面来看，不是更加无地自容了吗？我们不必问受到诽谤的是什么人，但却不能不杜绝诽谤。
戒骂詈
我们中国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不是骂人呢？从来不认识的人，在无意之中，偶然相互之间有点摩擦，或者是推车挑担子的时候，一不小心，彼此相撞，互相道歉一下就可以了结的，却破口大骂，很长时间都不能停止。还有朋友亲戚之间，讨论事情意见不和，接着就会大骂，或者是骂对方为牲畜，或者是侮辱其家族祖先。这种情况，从北边的河北，到南边的浙江、广东，大体上都一样。
都是人，却用牲畜互相责骂，这是什么道理啊？根据生物进化史，人类不过是哺乳动物中进化得比较先进的；而爬行动物实在是哺乳动物的祖先。所以发育二十八天的人类胎儿，与发育天数相等的狗胎、龟胎十分相似。然而，骂别人为牲畜，是说别人进化的程度较低吗？但大多数人，其看法并不是这样的。汉代的刘宽曾经招待客人，派家奴去买酒，过了很长时间，家奴却大醉而还。客人不能忍受，骂家奴说：“畜生养的。”过了一会儿，刘宽派人监视家奴，怀疑家奴一定会自杀，他对周围的人说：“他是人啊，有人骂他是畜生养的，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侮辱吗？所以我怕他自杀了。”还有前秦苻坚时，王堕性情刚直，痛恨董荣犹如仇人，从不和他说话。王堕曾经说：“董龙是哪里来的鸡狗，让这些国家的精英和他说话？”（龙是董荣的小名）董荣听说后羞愧愤恨，于是就劝苻坚杀了王堕。行刑的时候，董荣对王堕说：“你今天还敢说我董龙是鸡狗吗？”要么自杀，要么杀人，古人的反应就是这么的激烈。而今天的人，却以这种方式互相责骂，而且一点也不觉得反常，为什么呢？
父子兄弟，一人犯错，别的人不应该受牵连，因为对一个人愤怒，而侮辱他的家族，有什么道理呢？古时候，卫国的孙蒯在重丘饮马，毁坏了饮水的器具，重丘的人骂孙蒯说：“你父亲是一个暴虐的人。”齐威王被周安王责备，于是愤怒而骂他说：“呸，你母亲是一个奴婢。”这是古人骂别人父母的例子。那些脏话，只有在嘲笑戏弄的时候才有。《抱朴子·疾谬篇》说：“嘲笑戏弄的话，有的涉及到祖先，直到妇女。”作者对这种做法严加责备并非常痛恨。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和夏徵舒的母亲私通，他们一起到夏徵舒的母亲那里饮酒。陈灵公对仪行父说：“夏徵舒像你。”仪行父说：“也像您。”陈灵公最终因为这些事而被夏徵舒杀死。而今天的人却以这种话互相对骂，而且显得非常自然，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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