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军，复旦大学教授，现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外政治制度方向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政治学会理事、上海市统战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公共选拔领导干部考试命题组专家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瑞士达沃斯论坛智囊机构“全球议程理事会网络（The Network of Global Agenda Councils）”理事会理事、上海市青年教育协会理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杨浦区团的建设研究会顾问、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复旦青年学校特聘讲师。 

　　孙国东，法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院长助理，兼任院价值建构研究项目主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这种“反正义的公平观”由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共享的事实，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它在现时中国的普遍性，也表明其开始具有福柯意义上的“话语”特质。如果连（主流的）知识精英都不仅无力反思、而且不自觉地维护某种观念，这足以说明它已开始成为表征着“真理”和“权力”的“话语”。因为“话语”的形成意味着：“我们只能按照某些特定的具体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针对某个特定的社会对象或实践（比如，疯癫）写作、言说和思考。”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反正义的公平观”对抗争实践的“话语控制”，造就了转型中国“反正义局面”的循环出现。慈继伟曾指出了“正义局面的脆弱性”，即他所谓的“非正义局面的易循环性”：“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非正义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制止或制裁，其他本来具有正义愿望的人就会在不同程度上效仿这种行为，乃至造成非正义行为的泛滥。”不过，在我看来，“非正义”（unjust）的表述并不足以揭示这些行为或现象的性质；毋宁说，它们是“反正义的”（anti-just），即违反“应得”（法律权利和道德应得）的。因此，我主张把慈继伟所指称的这种行为和现象改称为“反正义局面的易循环性”。慈继伟从一般性的视角出发，以“相互性”（特别是作为反应性态度的“愤恨”）来解释反正义局面易循环的道德心理基础。如果结合转型中国的情境，我们可以说正是这种具有话语特质的“反正义的公平观”，极大地助长了现时中国反正义局面的易循环性。如果说“相互性”（特别是“愤恨”）解释了个体实施同样或类似反正义行为的心理动机，那么“（反正义的）公平”则使这种道德心理有了正当化的“外衣”。转型中国反正义局面的循环出现，大致遵循着这样的逻辑：⑴其他人的行为违背了道德或法律上的“应得”，并从中获得“份外”的收益；⑵行为人因为没有获得同等情况下的“份外”收益而产生愤恨；⑶为平息内心愤恨，行为人以“公平对待”为由要求获得同样或类似的收益。正是这种“反正义的公平观”，使行动者在把内在的“愤恨”转化为外在的抗争行动时有了泛道德的辩护依据。政府当局或管理部门之所以最终向行动者的抗争妥协，与其说是同情其内心的“愤恨”，不如说是认可了“公平”对待这一正义之形式要素的有效性。因此，正是人们对“反正义的公平观”的共同认可（换言之，“反正义的公平观”对抗争实践的“话语控制”），造就了实践中反正义局面的循环出现。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因有人插队而纷纷不再排队、因有人“种房子”获得拆迁补偿而纷纷“种房子”、因有人靠“走后门”获利便想方设法“走后门”……等等事例，正是这种“反正义局面易循环”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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