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最早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尽管学术界有多种意见，但无论是据出土实物判断，还是证之史籍，应该说在东汉初年的公元1世纪左右是妥当的。
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明帝梦到高大的鎏金铜人，头部还会发光，大臣告知西方有神称为佛，于是明帝遣使到天竺（印度）求法，并带回了佛像图样。以后这些图像得以临摹传播。这个故事在《四十二章经序》、牟子《理惑论》、晋王浮《老子化胡经》、郦道元《水经注》、杨衡之《洛阳伽蓝记》等书中都有大同小异的记载。
“金人长大，顶有光明”：金人当即鎏金佛像；顶有光明，自然就是佛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头光或说背光。这个物件成了判断早期美术品上出现的人物形象是否是佛教内容的重要标志和依据。
1954年发掘的山东沂南（汉代属徐州地区）汉画像墓，据考证为东汉恒帝时期的，引人注目的是中室八角擎天柱的顶端北面和南面各以阴线刻画有一男子（过去相沿为童子）立像，唇上还有两撇上翘的胡须，有西域人物的形象因素。头部环绕有同心圆的光环，有的学者认为这人物头上的头光是受到佛教的影响而来的，应无大谬。这个人物说不定即是佛陀。头光在东汉以前的美术品上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个属于佛像专用的东西，很可能是东汉时的人在佛像上偶有所见，得到启发，顺手拈来的。
楚王刘英的封地在徐州，他是最早信奉佛教的上层统治者，曾为浮屠（佛陀）斋戒祭祀，封国境内的百姓稍有信奉者，以后逐渐转盛。
徐州治所的下邳已经建起了浮屠寺。《后汉书?陶谦传》记载，陶谦任徐州刺史时委派同乡笮融督运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粮食，笮融竟然私自将这三郡的收入用来大兴土木，起建佛寺。佛塔的顶上竖立金盘（相轮），周围是回廊，可容三千多人；铸造金铜佛像，外罩锦绣绸缎。每到浴佛节，在路上铺席子，广为施舍饭食，万人聚集，颇为壮观。
上文描述佛寺的佛塔高耸，顶上有金铜的塔刹，下有数层塔身，围绕着佛塔四周是佛堂建筑，结合敦煌石窟北魏壁画的建筑看，是很符合我国早期寺院正中立佛塔、周围建佛堂的寺庙规制的。
据以上记载可知，东汉时佛教在江苏、鲁南一带已经有了一定的信徒和规模。
江苏连云港的孔望山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锦屏山的东北，新浦以南5里。摩崖造像高约129米，在山的西端长约700米、高129米的崖壁上依山势浮雕108个人物，最大的人像高1.54米，最小的人头像仅10厘米。浮雕内容有饮宴图、百戏图等。
1980年，史树青先生首次指出造像有佛教内容。从浮雕依稀可辨的涅槃像和舍身饲虎等故事画来看，应属于佛教内容无疑。
这些人像雕刻的时间，有后汉说、魏晋说，甚至唐代说。雕刻多为减底法，人物略高出崖面，衣冠服饰确是汉代的。
引人注目的是西端的一尊佛立像，高肉髻、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持大衣一角，已经是完整无误的标准立像形式。在他东侧是一位戴冠袖手的人物立像，两尊像从雕刻风格判断显然不是同时代之物。
戴冠袖手人物立像的雕刻手法是在减底的人物轮廓上用阴刻线来表现衣纹和面部，注意眉毛是用双阴刻线来显示的。而佛立像虽也是减底轮廓，但面部的眼窝深陷，手臂凸起，右手和左手持大衣一角的细节都是用浮雕的形式来刻画的，整体具有立体感，轮廓线也较旁边的人物立像清晰有力，从表现形式到保存现状，显而易见，佛立像的雕刻年代要晚于人物立像。
如果将戴冠的人物像定在汉代，那么从佛立像的造型样式和细节特征判断，二者显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佛立像只有放在北朝时代才更妥当。此外还有一些应该是和佛立像同时期雕刻的佛教内容浮雕，这类作品的年代也要迟至北朝才能说得通。
从主流佛像艺术传入中国的时期推断，这些岩刻像应该不是同时期制作的。并且孔望山也不完全是佛教内容，还有道家的东西，判断它们陆续制作于3—6世纪的东汉、魏晋至北朝时期较妥当。
吴焯先生也认为，结合苏北、鲁南在东汉时佛教传播的形势，孔望山在汉代已有佛教题材的雕刻是有可能的，但舍身饲虎、涅槃图这类题材出现在东汉似乎也为时过早。
摩崖画像东侧约70米处，有一石雕大象，略大于真象，脚戴镣铐；旁边浮雕有一丁字形头饰的象奴，手执训象钩。整体造型线条简洁，由于久经风蚀，可看出象奴的形象是重新勾勒修改过的，大象的细部线条也被重新刻画过。
大象背部用双勾阴刻隶书体的“象石”二字，近年在石象前腿里侧，发现有一行竖刻的隶书，辨认为“永平四年四月”。假若是东汉的永平，那么此年为公元61年。如果确是永平四年佛教徒出于佛教圣物崇拜的目的而雕刻的，那么就比佛教史上记载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汉明帝感梦遣使西域求佛经，归来特建白马寺的时间还早了七年，这样佛教传入的时间就过早了，连佛教史都要改写。
佛教和象的关联很深，佛经中不乏白象的记述。在孔望山雕刻大象，无疑是将大象视为佛教圣物。因此，如果确实是汉代佛教徒为供祀佛教中的大象，则将这头象看作是真实的大象，不可能想象在象身上刻写“象石”二字。在象身上刻写“象石”二字的风习，总使人疑是宋元以来金石学家的癖好所致，说不定是宋元时代在修整象奴时后人添加的。
象石的造型颇有古意，如果放在北魏永平（508—512年）的时代则顺理成章了。实际上“永平四年”刻款已经为孔望山佛教浮雕人物群建立了一个年代标尺，孔望山的雕刻始于东汉是可能的，关键是此后陆续添加了哪些内容。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的东汉壁画墓里还出现了带有“猞猁”和“仙人骑白象”题记的画面，“猞猁”应即“舍利”的通假字写法，“仙人骑白象”很显然也是东汉时人们对佛教尚不了解，将佛教中的太子乘白象、普贤菩萨乘白象的内容与道教及秦汉时的神仙方外之士骑乘的青牛等坐骑混淆不清所致。
四川方面，1941年，由吴金鼎、夏鼐等人组成的川康古迹考察团对四川彭山汉代崖墓进行了发掘。116号出土物中引人注目的是陶摇钱树座，高21.3厘米，南京博物院藏。陶座上塑有一尊坐佛，左右有穿交领胡服的武士和一腰间束带的侍者。
坐佛束发，高肉髻，身着包覆双肩的通肩大衣，衣褶起伏厚重，有一定的立体感，左手持大衣一角，右手上扬，可以说已经是较成熟的佛像形式了。其基本格局框架与犍陀罗的佛坐像接近，两侧的人物应该是从犍陀罗佛像旁常出现的护法神、金刚力士一类人物而来的。摇钱树座是2—3世纪中国与西北印度文化交流的确切证据。
树座的基座浮雕龙虎衔壁，多见于四川西王母画像石上，此钱树已失，仅有残片，但1981年四川忠县涂井沟出土的摇钱树残断上，可清楚地看到树干上有一尊佛坐像，高肉髻、通肩大衣，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持大衣一角。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有一株完整的摇钱树（高约150厘米），树枝上挂满了铜钱，树干上部有一尊通肩大衣的坐佛，衣褶正面呈U形，与4—5世纪的十六国佛像衣褶极为近似，单独看，是个很成熟的带有印度犍陀罗风格的坐佛像。但树的顶部却是西王母，头戴胜，身着交领深衣，上罩羽盖，坐在席上，左右有青龙白虎侍卫。
2002年，为配合三峡大坝工程的进一步开展，在丰都县镇江镇观石滩村长江北岸的台地9号墓内清理出红陶马，右后腿刻有“巴郡平都蔡君骑马”隶书款，同墓还出土了摇钱树，在陶树座有“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五月十日作”隶书款。在残树干上铸有坐佛像，残高5厘米，高发髻，交领大衣，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残，有火焰状头光。
这件带有纪年款的摇钱树极为珍贵，为同类摇钱树提供了时代标尺。它确切无疑地揭示出东汉中期佛教已经在长江流域西南地区广泛流行，并体现在摇钱树上。
2004年，三峡库区的奉节县还出土了一件陶制摇钱树。全体为陶制的摇钱树，甚为罕见。而在湖北宜昌三峡库区的秭归台子湾的东汉至三国的墓中还发现了一棵鎏金的摇钱树。
仅在三峡库区的四川、重庆、湖北近年来至少发现了五六例摇钱树的报告。
摇钱树广泛分布于四川、重庆、湖北、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在陕南和河南南部也有发现。陕西城固县汉墓出土的摇钱树（2—3世纪，高93.5厘米，城固县文管所藏）。在树的顶端一般是西王母高踞而坐的位置上也有一尊坐佛，高肉髻、唇上有两撇上翘的胡髭，类似漫画的手法，一见使人想起犍陀罗带有唇髭的佛像。通肩的大衣对工匠们来说也不太熟悉，有如西方武士的紧袖戎装，右手明白无误地抓着大衣的一角，左手作施无畏印。虽与犍陀罗佛像左手抓大衣一角、右手作施无畏印的形式正相反，但它表现的是佛坐像，无可置疑。在树的枝干上则饰有汉代传统的青龙、白虎、朱雀、人骑、猴等，陶座上堆塑的是汉代惯用的象征博山的山峦。
由于此时期工匠们对佛教图像不太熟悉，或说缺乏好的图样做范本，有点似是而非，但佛像的高肉髻、唇髭、通肩大衣以及双手的动势这些佛像最基本的特征都具备了，不能说不是佛像。
这如此多的几乎是以同一思路和理念制作的带有佛像的摇钱树，在东汉、三国时广泛地分布于西南和西北地区，可谓是佛教艺术的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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