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1999年开始，大略11年间，我在台湾先后任教于中正、佛光、世新、成功和“中央”诸大学。2013年上半年是我在台湾任教的最后一个学期，在我离开台湾杏坛前两个月，台湾“中央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的关启匡、陈嘉骏和林柏宏诸博士生要对我进行专访，同时参加的还有世新大学的王立业、李玉馨，台湾“中央大学”的李哲欣、谭宇权和政治大学的李彦仪。为了不辜负同学们的期望和盛情，我在此两个月与他们作了共十余次访谈。本书就是这些访谈的结晶。
我一生的命运是坎坷不平坦的。1938年出生在日本侵略铁蹄的炮火声中，襁褓中的我就和家人逃难到贵阳。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回到了南京，但不久国内战争爆发。当国民政府逃往台湾时，我随家迁到江苏无锡。1951年进入无锡市辅仁中学读书，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代，我纵身到知识的海洋中学泳，此期间，也引发了我投身于哲学事业的兴趣和志向。
1956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贺麟教授、洪谦教授和冯友兰教授，研习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美好的前程似乎翘然已待。然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开始以旺盛的精力和高度的热忱投入哲学研究时，非同寻常的人生苦难悄然降临。偏重于西方哲学的学习在当时竟然不可思议地成为无视马列主义学习的罪行。年方19岁的我不久就被打成右派，而且还被迫暂时离开北大去门头沟区斋堂劳动。在斋堂艰辛的劳动中，我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斯宾诺莎的教导“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有力地支撑了我继续研究和生活。
1960年，右派帽子得以摘去，复回北大哲学系继续学业。然而，摘帽右派并不等于不是右派，我仍在相当程度上遭受监督、疏离和歧视，以至于在1963年毕业之际，在已经唯一地通过从英国回来的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温锡增先生的研究生英文哲学甄选的情况下，仍然由于右派身份而被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拒绝录取。最后，我被分配到陕西省咸阳专区永寿县工会，承担职工业余教育工作。
在大西北黄土高原这片土地上，我整整生活了15个春秋，并先后经历了“四清”、大批判、“文化大革命”种种政治劫难，工作也从学校到农村、工厂，甚至当过采购员。不过，这一切都阻挡不了我的治学热情，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我的哲学沉思最为可贵的时期。在苦涩而沉重的生活体验中，我深刻地领悟到了哲学与人生、哲学沉思与德性培养的根本联系。这种领悟在某种意义上也正与我多年钻研的斯宾诺莎哲学的精髓交相辉映。恰恰也是在此期间，我完成了一生的主要著作《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近百万字的初稿。
1978年，伴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我的政治生命和学术生命迎来了重大转折。我在该年顺利地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并以不到9个月的修读时间完成了全部学业，成为全国第一个提前毕业的研究生，并担任了贺麟教授的助手。这可以说是自己哲学生命最旺盛时期的一个开端。除了帮助贺师整理文稿外，我还勤力撰述了大量有关斯宾诺莎哲学的文章，为已经酝酿了30余年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的出版作最后准备。
但是，正如有人说的，这种提前毕业于我并不是福而是祸。正当我准备在哲学上发展自己的美好前程时，不知什么原因，我不得不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81年，我被分配至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这是政府研究机关，主要为政府政策服务，它没有研究生院。在这里，我不仅失去了很多学术资源和条件，而且更重要的，也是自己感到最大不幸的，是没有培养自己的学生。
不过，这一切并未阻碍我继续研究哲学的决心和毅力。1983年，我获得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进修两年。重点研究的课题是斯宾诺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最终成果以《斯宾诺莎与德国古典哲学》（德文）在德国出版。其间还与德国教授LGeldsetzer合作编写了中德对照本《中国哲学辞典》(三卷)。由于对中德哲学交流作出贡献，我于1984年10月受到时任德国总统卡斯顿斯的接见；1991年荣获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名誉博士头衔，这是德国二战后授予中国学人的唯一一个哲学名誉博士；1992年又获得国务院认定，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德国的学术深造使我在此后30年以传介和发展诠释学为核心。1990年后，我多次赴德国、我国香港等地讲学。2000年退休后，赴台湾地区各大学讲学十余年。1994年,我的代表作《斯宾诺莎哲学研究》（1993，人民出版社）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6年，我的译著《真理与方法》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学术上我是很低调的学者，没有像别人那样要创造什么新体系和新思想，而是走了一条艰辛地传介和重构当代主要哲学倾向的路子。台湾学生曾问我，到这个年龄我对于自己的哲学自我评价是什么，我认为，首先要说明的是，我走的哲学之路不是纯粹创造性的路，如有些人自认为的那样，而是重构过去哲学之路；但这一重构又不是原原本本地重蹈过去哲学的老路，而是希望通过解释过去哲学提出一种创新之路，也就是重新回复过去而创新。这一进路就是我所理解的诠释学之路，我认为这是我们许多哲学家所走的路。孔子说述而不作，就是指解释而不创造，创造是圣人的事，我们作为人只能够解释。当然，这种解释也不是纯粹的复古守旧，而是一种新时期的创造行为。
有人曾以“事件型文人”和“作品型文人”来描述当今一些文人，说“为数不多的事件型文人，总能以自己弄潮儿的天赋，占据舆论制高点，遂使那些埋头写作、性格内敛的作品型文人日趋门庭冷落”。当然，后者原本就为数寥寥，更不用说，这里所说的作品是指可以称得上真正作品的，而不是指那些哗众取宠，毫无独立见识的东西，后者在今天的书摊上比比皆是。如果作品是指真正称得上作品的作品，那么我自认为自己就是这种作品型的文人，而不是那种弄潮儿的事件型的文人。在这里我想起友人李幼蒸先生对利科哲学所作的评价：利科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完成了什么理论体系(如果这样，他也许就不那么重要了)，而在于他努力智慧和诚实地将时代各种相互分歧或对立的认识论张力关系勇聚一身，并企图对其加以探索和协调。可能利科这一方向正是我的方向。在我的哲学生涯中，我始终注意当代西方哲学与西方哲学史、欧陆理性论哲学与英国经验论哲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现象学与诠释学、本体论与知识论的综合。
当然，我的一生是充满不幸和挫折，以致非常艰苦的一生，我始终处于一种孤独的境遇中。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孤独是一种受伤害的形式，说某人感到孤独，就等于说某人已经受到伤害，但是，也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这种孤独只是单独的一个方面，即它脱离朋友，被朋友圈遗弃；可是如果从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异化来看，单独又是一个哲学家所走的路。伽达默尔曾说，海德堡的“哲学家之路”并不是因哲学教授而命名，而是那些具有历史感的单独之人经常散步的道路。哲学家想借此同以往的时代取得一种内在的联系，自由而独立地思考，寻求自然的内在精神。歌德曾说“谁曾经历过单独，啊，他就将一个人生活”。单独对于人的灵魂有一种魅力，它几乎能唤醒一种醉意，使人神往。黑格尔曾说，并不是主人，而是奴隶才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识，这并不是因为奴隶把主人置于享受的锁链之中，而是因为与依赖于奴隶服从的主人相比，奴隶总是具有更高的自我意识，亦即具有对自己的能力的意识，他在劳动能力中发现了自己的意义。
悲情、低调和孤独，这是我的基本特征，但也不完全就是我的唯一特征。在此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我同样有乐观、进取和奋斗。我经常以斯宾诺莎和费希特作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榜样。斯宾诺莎沉着而冷静地面对苦难，不悲天悯人、自暴自弃；而费希特则始终激情而乐观地投入生活，坚强不屈、勇往直前。把他们两者结合在一起体现了静与动、阴与阳、柔与刚的完美结合，如此，在人生幸与不幸、顺与逆的过程中就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幸喜老天对人是公平的，尽管我很长时间内受到不幸的遭遇，但老天给了我一个较好的身体，使我在此耄耋之年还能著述和讲课。
本访谈录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我个人从中学时代到现在的种种经历，幸与不幸的交集；第二部分是我的老师的情况以及我对哲坛的一些看法；第三部分是我过去所写的回忆文章的汇集。
访谈录不同于回忆录，回忆录可能按历史时间的顺序和个人事件的次序进行撰写，而访谈录却是按照访谈人的提问进行回答，因而文字的组织可能有些纷乱，时间也可能会倒错。尽管我在最后审稿时作了较大的修改，疏漏可能仍然存在。另外，所谈的事件主要是从我个人的体认和理解出发，有些可能有误，在此再次恳请同仁批评指正。
本书中的注释大多为陈嘉骏博士所加，在此表示感谢。本访谈录在最后修订过程中，得到了干春松、唐文明诸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杨宗元主任的全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洪汉鼎
丙申年春节修订于北京怡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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