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现代化是一场庄严神圣的运动，不只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未来，不只解救中国传统的危亡，更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向更高、更成熟的境地。本着这样一种文化立场，光大中国传统需要面对中外文化的调和压力，也要面临中国社会内部不同政治与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以及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矛盾。由此来看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复杂难解的问题。不能否认，儒家思想经历了各个时代的修正，可以视为中华文化中具有主导意义的传统，支配着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也制约和影响着民众日常生活中各方面的世俗行为。20世纪70年代延续至今的东亚现代化奇迹，就呈现了东亚儒家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并存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也使更多的知识精英开始承认：儒家传统未必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障碍，现代化可以在采取不摧毁传统的方式下实现。在这个意义上，重新阐释和建构儒学，力求将中国文化的精神在世界范围加以弘扬，必然是中国在全球社会多元格局中寻求自身位置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与西方对话的主要文化资源。针对儒家思想中可以提升的具有根本和普遍意义的文化贡献，杜维明有一个理想化的主张：对儒学的主要概念做一个转换，使其具有与其他文化对话的能力——为了精神的丰富和思想的强化，儒家之道必须流出中国或东亚的中文世界，实现与外来文化的会通，“接受更多的营养扶持”。
当然，对儒学的当代价值要做出适当评估，不能过分拔高。不乏研究者指出，虽然儒学在道德哲学、人生哲学等方面颇有积蕴，但在对自然的探索、科学的关注、客观的政治制度的建构、无限理想的追求，以及对超越而外在的神的敬畏和向往等方面，都不很突出。曹锦清还有一个尖锐的观点：“若要理解儒家传统的当代意义，不应从儒家经典的释读中去寻找，而应从近百年来，尤其是近50年来，近而言之，从近20年来中国的家与国的演变过程中去寻找。”在他看来，中国的“家”与“国”皆处于变化之中，而随着伦理性的家与国，向契约性的家与国的历史性演变，儒家的伦理核心将失去其现实意义。再者，面对历史教训和中西方的现实差距，不可过分看重儒家一门对建构现代中国文化的意义，中国传统自古是多元一体的，除儒学外，道家、佛学及不同族群的文化传统等都程度不同、角度不同地承载着中国传统，同样也是构建今天中国社会文化共同体的重要资源。21世纪将是多种文化并茂的世纪，儒家文化既不会是全球的主宰文化，也不会是中国惟一主流的文化。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强调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现代化目标，表现出对文化传统和本土思想资源的重视。不过，这一观念可能带来的问题之一，就是强调古代观念的超前性和对于现实问题的针对性，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潜在地蕴涵着解决现实问题的真理性判断，比如“天人合一”可以拯救人类等。依据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来看，本土传统的现代价值不宜作为全球化的对立物而被夸大到极限，否则会造成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并产生诸多负面影响。王宁等学者就强调：面对全球社会，采取一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本土化策略并非上策，因为这“有可能加剧本来就已存在的区域性的冲突，进而引发东西方国家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对立”。
由此而言，为妥善处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还需要汲取儒家传统的“中道”智慧，走一条“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避免“过”和“不及”，同时需厘清一个认识：对传统的倡导并不意味着要受制于僵化的地方性文化结构，为传统过多的辩护，难免陷入某种宗教情怀的浪漫主义和怀旧主义，不过是暂时的逃避策略，对复杂的现代化实践难有建设性的贡献。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