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涩小语》：
一方水土一方文 近日在读刘绍棠的《蒲柳人家》集，感觉其语言真的是特别有灵性。明明说的都是家长里短、瓜棚豆架的小事，却有一种话本小说的味道，因为刘绍棠的语言是紧凑的，何大学问到“口外”一趟，就有一种百万曹兵大战长坂坡一般的力道。俗白的语言连珠炮似的，读在心坎里，就像庞各庄的西瓜，拿刀抹了条缝，指甲一掐，“咔”地裂开，沙甜的；又像木桨一下一下搅和着北运河的水，一放、一提，溅起个水花儿。
为什么读着亲切？我想因为刘绍棠就生长在通县，作品里“京味”，或者说，至少是“北方味”十足，让我这个北方人有了共同语言。
转观今年新评的茅盾文学奖，5部作品，4部是江南文学，因此，又被戏称为“江南文学奖”。5部书里我只看过一部，也就没有资格评论“这次的奖怎样怎样”。就说说我唯一看了的金宇澄的《繁花》。说写得不好，那真是冤枉人家；但我确实难以接受这本书的语言，软软的沪语，絮絮地向你念叨着厨房、菜场里的家长里短，写20世纪60年代的那部分还好，感觉有历史感，起码可读；可写当代的部分就彻底难以接受了，感觉充满了当代人浮躁的欲望，所写无外乎饮食男女，关键是，依然是沪语叙述，没有共鸣。
也真怨不得金宇澄，他自号“上海爷叔”，本来就是那种生在弄堂口听“夜里厢新闻”，饿了吃老正兴虾仁面、吃西餐去上“红房子”的老人，他写的，也是儿时的记忆与家乡的风物。
文化，真的是个天堑。梁实秋说，若是北京教授，一定是长须长衫，烟斗香片，一拱手，微微一笑： “兄弟在燕园（清华园）有几个钟头的课。”木长凳上二两白干烧羊肉，高吟诗词；若是上海教授，则西装革履金边眼镜毛边纸名片，万国饭店四楼阳台司康饼牛奶，伴着舒伯特诵《奥赛罗》，极言“京派”与 “海派”差异。《繁花》里的孩子，那都是看着芭蕾舞长大的，张口闭口威尔斯亲王巡洋舰排水量多少，主炮口径几何，怎的就输了“俾斯麦”号。在假期首届中学生传统文化论坛上，认识一位天津实验中学的同学，我本以为他属北方文化圈，不料他跟我讲：“ 我们天津是港口，‘洋’惯了，像我们这样，小洋楼里长大，听着西洋音乐，对这传统文化，懂得可真不多。”这就跟我的童年有了差异，我看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智取威虎山》等小人书，听的是评书、相声，还学会了里边的贯口包袱，大概现在的文笔也受了好些影响。在紫竹院里吃早点，在未名湖边玩泥巴、捡树枝。冬天在积雪的交大芳华园里凝神屏息毕恭毕敬地走，煞有介事地自言自语：“我来请杨继业老将军出山，保境安民……”所以，不要说老舍、汪曾祺、刘绍棠的文章，就是孙立哲纪念史铁生的文章，天马行空，那语言风格都令我迷醉——因为亲切。
北京奥运会开幕以后，我眼睛因散瞳，怕强光，出门要戴墨镜，看不了电视，便打开广播听奥运会，上午10点调到106．6兆赫的“文艺之声”（现在彻底变成“娱乐之声”了）听袁阔成讲《三国演义》：“ 火箭？地对空？空对空？嗨！不是那个呀！周郎用的，那是燕翎箭，尾巴根儿上擦团油膏子点火。”杜丽气步枪打丢了中国首金，她妈妈说：“回家我还给她包饺子！”那是2008年，那年，我9岁。“刘子歌冲在了最前面！焦刘洋！紧随其后！”若是评书没听够，晚上6点还有重播：“后主也哭成个泪人儿了：相父死了，我可怎么办啊？”老爷子现在也走了，85岁，挺想念他的。
若总结一条南北作家的最大差异之处，便是语言节奏上的南慢北快。像《繁花》就属于那种情节推进慢的、语言掀不起什么波澜的。反观一些北方文化底子很浓的书，像《狼图腾》，虽说那里面对农耕文明的贬低是否妥当还有待商榷，但至少狼群逐马那一节，语言节奏之快、情节之紧张，如万马奔腾，以至于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真的是忘了自己身在何方；再比如莫言那本《檀香刑》，用的也是方言，但一点儿没有距离感，那种绝无仅有的语言风格，像极了苍茫大地上的慷慨悲吟。
其实，语言节奏有快有慢，盖因每个作家写作时的意识不同。现代文学有个专业名词叫“意识流”，就是说人的意识是流动的、飘忽不定的和有跳跃性的，而作家的任务，便是真实地展现主人公的意识和自己的意识。这样听来，倒也不那么高不可攀。前两天在学而雅书店等人时，拿起了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天下第一奇书”《尤利西斯》（译林版所有精装名著都被书店加了封套，只这一本没加，大概卖家也以为这书乏人问津，不怕弄脏弄坏），正文没敢读，只读了萧乾的前言和文洁若的后记，发现这书真是不一般，仅注释便加了2400多条，10万余字。不过再翻一翻，这注释加的多是古希腊神话、西方历史、天主教《圣经》故事、爱尔兰民俗等，其实，意识流并不可怕，真正难懂的，恐怕还是文化差异及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思维方式差异吧！像老舍、汪曾祺、刘绍棠这些作家的作品，我们还是不会觉得其中有什么意识流的，因为其中的语言和我们平时的思想、说话、写作都是一样的，可谁又能说这些作家不是意到则笔到呢？ 所以，一方水土一方文，一个人身处的文化圈真的会影响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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