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法律评论（第六辑）》：
其一，共产党过去的政治目标是建立工农民主共和国，涵盖占全民族人口80%至90%的工人、农民，也就是说，不仅代表工农利益，也代表民族利益。把政治目标改变为人民共和国，是因为日本的侵略改变了中国的阶级关系，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有可能参加抗日斗争。其二，人民共和国中的“人民”，不同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的“国民”。前者让工农和其他人民所构成的整个中华民族得了利益，后者仅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谓“国民”之列，而仅仅是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他们的利益与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不属于人民的范畴。只与这些少数人相冲突，就有权利自称代表全民族。其三，人民内部是有冲突的，但也有整体性，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保护工人利益同时也不反对民族资产家发财，所以代表他们的利益。“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人民共和国首先是一种“阶级共和国”，人民中的不同阶级，根据爱国与否原则，共同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
人民产生于革命，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的熔炉整合出了人民，革命性质的转变在极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人民的需要。对当时的中国而言，革命的进一步转变，即将来从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是否具备所有必要的政治经济条件，二是转变是否有利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上述三个方面，在展示革命与人民的复杂关系的同时，也为人民共和国奠定了政治理论基础，在不同程度上长期影响着“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八二宪法”对于中国人民及其权力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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