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平，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世界哲学》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主要社会职务有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及文化建设与评价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及价值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韩国成均馆大学等校客座教授。2013年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并获“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主要从事价值论、伦理学、社会历史观和文化问题研究。主持承担了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在内的20多项课题，主持编写年度性的中国生态城市发展报告、中国文化建设发展报告等。出版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约300篇。

　　《我在故我思》是作者依据自身的成长经历，依托自身的哲学和文化素养，创作的有关学习、读书、研究、写作、游学、生活等方面的人生感悟、哲学思考。作为一位哲学学者，特别注重将人生经历与理性思考结合起来，并通俗而生动地加以表述，令人在岁月的流逝中，感受到思考的乐趣和力量。

　　《我在故我思》：
　　“文革”时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将整个社会都纳入了统一的计划之中。当落实到我们大队和生产队，每年的主要任务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间断地开展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确保农村红色政权不变色；在严肃的阶级斗争之余，社员们当然还要“抓生产”，即严格按照上级的要求，组织水稻、棉花、油菜种植等生产活动，完成上级下达的粮、棉、油、牲畜等任务。、
　　由于以“抓革命”为主业，农业生产自然不受重视，加之在平均主义集体制下，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高，劳动效率十分低下，因而农村的产出十分有限。每年除了上交国家的，留点儿集体的（主要是种子），能够分给农户的便所剩无几了。如果遇上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年成不好，或者领导邀功，虚报浮夸产量（多报产量自然就需要多上交），那么社员们的境遇就会很悲惨了。到了青黄不接的时节，无粮可分，社员们的家里就会断顿。即使生产队向上逐级申请国家的“返销粮”，而“返销粮”往往是比较有限的，因而咽野菜、饿肚子便在所难免。记得那个年月，我家即使每天只吃两顿饭，常常还是“瓜菜代”，大多也只能吃个半饱，弄得人“觉悟不高”，整天想吃想喝，令“吃”霸道地成了思想和情感的主旋律。
　　当年的生产和分配，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独立核算的。生产队有专人负责“记工分”，实行“按劳（工分）分配”。我们生产队规定，成年男性壮劳力的日工分是10分，妇女是7分；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农村似乎是没有“童工”一说的）酌减。由于我们生产队处在丘陵地区，田地多是山冲中的小田，土壤不算肥沃，粮食产量不高，到年底核算时，每个成年男性壮劳力的日工分（10分）只值1角8分钱左右。一个男性壮劳力哪怕一天都不休息，一年365天，满打满算也只能挣到3650分，即65.7元钱，只相当于城里一个熟练工一两个月的工资。如果刨去实际的节假日、休息日、无法于活的雨雪天，以及可能的病假、事假，工分就更少了。社员们辛辛苦苦忙碌一年，到头来都挣不了几个钱。当然，就是这少得可怜的一点儿钱，社员们也是根本见不着的。因为，每人都有一张嘴，都有生存方面的强烈需求。家家都得从生产队领取粮食、棉花、茶油等生活必需品，过年时还可能会分一次肉（绝无仅有的一次，一般是人均几两）。这一切虽然全是农民自己生产的，但都必须用工分换来的钱“购买”。如果一个家庭所领的粮油等超过了工分折算的钱款，就会形成“缺粮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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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走边想（代序言）

上篇 “我”是怎样炼成的？
民办小学
小学的政治
公开的日记
半工半读
缺粮户心态
白跑的战士
成绩调包了
跑学之难
书的诱惑
出人意料奖
选择的代价
玩物必丧志
好人有好报
一百单八将排座次
死亡体验
恐怖的预考
长腿的课本
吃错药了
被分配的“志愿”
“志愿”被篡改
逃课标兵
“孙逻辑”
天生我才谁来用？
“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之争
逃离公共课
结缘价值论
“让思想站起来”

下篇 人生与幸福
闲话“读书”
影响人生的几本书
哲学之“大用”
对“学术批评”的批评
“向西”还是“向中”？
治学的“门径”
职称“经济学”
职称悲喜剧
当不得真的职称
故乡入梦来
灾难中毁灭的价值
童趣可待成追忆
苍凉的废墟边，思绪轻飚
大海的记忆
韩国“去中国化”观察
日本资源印象
与狼共舞的墨西哥
生死与幸福
说不尽的钱
财富与幸福感
“官本位”与人的异化
劳动是幸福的源泉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