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化的中国
“儒化”一词在本书中是指：官方支持采用孔子(孔圣人)思想作为“国教”（公元前136年开始）；儒家思想产生的持续性影响及其后果。“儒化”虽与“中国受儒家思想之转型”为同义词，但两者并无紧密联系，因为后者并不能完全传达出官方采纳儒家思想的影响。此外，中国受儒家思想转型并非由孔子推动，而是在其被采用作为国教后的必然结果。“国教”一词在英语中没有准确的表达。一般来说，“国教”含义丰富，其中包括：一整套原则、价值观和美德；一个国家的信仰体系；一系列以此为基础的行为规范（如“礼”），适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调节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体现于使命感和身体力行以期达到的人生标准。
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中具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如第一章中提及的，就是它起到了文化统一的作用，使得在皇权统治下的社会各个阶层都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尽管儒家思想并不是宗教，但它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社会发展中，不论是对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都被敬奉为宗教一般。儒家思想之于中国社会的作用就相当于《圣经》几千年来对于西方的影响。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圣经》的教义由教会宣传推广并执行，而在中国，儒家思想的执行者并非类似教会的组织，而是由国家、士大夫、家中长者和宗教领袖共同推行和贯彻。直到1911年王朝统治被推翻，特别是共产党执政初期，儒家思想的影响才开始式微，但是它并未至此消失。1995年后，孔子正式回归中国社会，包含其思想理论的精华——《论语》。《论语》有些地方自小学阶段开始已被教授。
抓住了时代精神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以孔夫子命名。孔夫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恰逢中国“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前551—前233）。按时间顺序，孔子仅晚于相当有神秘色彩的思想家老子几年，而先于其他各家。巧合的是，所有六大主要学说的创始人都差不多生活在同一时代，且相差时间不长。凭借着这一优势条件，孔子取各家之长，融于自身的理论体系中。他撷取了其他各个学说的精华部分，与自己的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他渊博的思想不仅来自之前的文献资料，更获益于其在乱世中（周朝分封制度开始瓦解并向后分封时期转型的过程）周游列国的经历，以及与不同年龄、不同生活背景的百姓接触的际遇。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所说，孔子“抓住了时代的精神”。由于集中体现了人文关怀和中庸之道的思想，孔夫子无论在什么时代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大家的尊崇。
受儒家思想的启发，汉武帝（前140—前88）意识到维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作为基础。为了找到合适的思想体系，朝廷从互相竞争的学说中选出三个作为备选。在朝堂上，一些谋士借鉴先秦的专制统治，倾向于老子的思想，提议采纳其在《道德经》中提出的“无为而治”。第二个备选的是法家学说，但由于其与秦朝统治关系紧密而遭到质疑，秦朝官员中大都奉行法家思想，过度使用酷刑，其残暴的手段加速了王朝的覆灭。最终，汉武帝选择了儒家思想，并在公元前136年宣布将其定为“国教”。
独尊儒术的困惑
对于汉朝朝廷为何采用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统治思想的原因，在中国学者以及西方汉学家中一直存在争议。有评论家指出，这是由于儒家思想中的专制思想因素受到汉武帝及其以后历代帝王的青睐，因为它能帮助巩固王朝的集权统治并为其提供合法性来源。在此，我个人认为，从现代政治科学角度出发应当可帮助我们追溯找到其真正的动因。如果我们了解了汉武帝当时遇到的挑战和客观因素，或许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
古代中国在周朝分封制度瓦解之后，于秦汉时期开始（公元前3世纪）建立帝制国家。在接下来的年代中，土地从之前的各个封地解放出来并可以自由买卖。结果，在汉代最初的半个世纪中，土地集中于少数有权势的豪门手中，这个现象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大地主阡陌延连，而贫者无立锥之地。更严重的是，它导致了以大地主阶层为代表的经济势力与世袭皇权之间前所未有的对立。到汉武帝时期，他目睹豪门继续购买土地进而不断增强了自己的势力，这严重威胁到了皇权的统治。从现代政治科学中权力管理的角度来分析，汉武帝的行为可以理解为运用伦理思想的武器来调整权力关系，以此制约不断增长的大地主们的经济势力。但是，正如许多现实主义的批评家提出的，如果汉武帝仅是需要寻找一种思想理论为王朝的集权统治效命，他完全有更好的选择——就算不采用已失信的法家学说，还有墨家思想可以选择。墨家思想以墨子命名，墨子原名为墨翟，其思想堪与英哲托马斯？霍布斯相比而更甚之，而后者一般被认为是英格兰民主革命前皇权统治最有力的维护者。
为便于比较，我们需要一些笔墨简单介绍一下霍布斯。在英国内战时期，托马斯？霍布斯坚决拥护君权的至高无上。霍布斯基于“大自然状态”假说得出结论：人民需要一个强权政府来维护和平并实施制裁来抑制人类固有的不合群的倾向。在霍布斯的绝对主义理论中，人们只能在绝对权力（如君权统治）以及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中选择，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社会治理的形态。霍布斯将他的君主称为“肉体的上帝”，他的手上同时握着宝剑和牧杖。
在墨子和霍布斯关于绝对统治者的理论中，有许多相似之处。第一，墨子相信人生活在“混沌”之中，这与霍布斯提出的在无统治者状态下的“大自然状态”相似。在墨子看来，统治者的权力是上天赋予的，而霍布斯则称君主为“肉体上帝”，这就好比墨子将统治者视为“天子”，认为既然统治者的出现是为了结束社会混沌的状态，那么他一定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此外，国家的主要作用是制定“对与错”的标准。既然天子是用上天授予的权力管理社会，那么他的命令就是上天的意志，理应被所有人遵循。在墨子看来，服从天子的意志是整个社会和平与富足的开始。
与之相比，尽管孔子将君臣关系列为各种关系之首，但他并没有如墨子一样看待统治者的权力问题。一位孔子政治理论的评论家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将他的人文思想运用到国家事务的治理上。根据这位评论家所言，孔子毕生都在身体力行他所倡导的“有教无类”的普世教育。世间没有一个封建主子喜欢自己的臣民受教育，因为教育能解放人们的思想，能促进自主思维而不只是盲从他人的想法。因此，孔子普世教育的思想必然使其成为封建制度及以后王朝统治者的潜在威胁。
不仅如此，汉武帝是在人称“亚圣”的孟子（约前372—前289）将儒家思想进行修正及扩充后才将其定为“国教”的。孟子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继承者之一，他阐明了孔子学说中模糊的部分，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治国之道。他甚至比孔子更深入，在回答一位弟子的问题时，明确地提到百姓有权推翻一个糟糕的君主，这等于是“诛一夫”而非“弑君”，因为一个不称职的暴君已经不是君主而只是“一夫”了。儒家思想中最独特的见解就是知识（以及节操）比财富更重要，并且认为国家须有堪称君子的人来统治或者辅佐治理国家。
通过以上的辨析，如果汉武帝真的要通过一种思想来统治百姓、巩固王权，那他舍墨子学说而用孔孟之道的做法只能说明他当时神志不清。这明显说明汉武帝有其他的考量，他考虑的是豪门兴起的现实，这些豪门依赖他们拥有的大量土地而大肆敛财，由此实际控制着整个经济的命脉。除了改变社会的准则使得财富不再是获得权力和尊重的手段，汉武帝还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吗？一旦儒家学说成为治理国家的第一准则，那么一些不可继承的因素（包括道德和能力）将取代可继承的财富（如土地所有权），于是儒家思想成为界定社会阶层的新准则。
知识成为选拔官员的新标准
随着知识重于财富的观念日益牢固，如果国家创立一个制度体系来决定谁拥有正确的知识并可以被选拔为官，那么国家就扮演了实际掌握社会升迁的大权。由此，国家就不用担心经济势力会僭越政治统治。这些考量推动了新的精英选拔制度的产生，即由原来的察举制度向科举体系的转变。尽管正式和正规化的科举制度直到唐朝才真正确立，但察举制度已首度为精英流动打开了大门，所以才有可能使得平民出身的公孙弘（前200—前121）成为汉朝丞相，开启布衣卿相之始。相比之下，人们不禁要问，在西方，何时才有如公孙弘一样布衣背景的平民首次获得类似的优越提升呢？
“儒化”使中国早早进入了“单一职业”社会
正如前文所说的，中国的“儒化”过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后果。本文中，“影响”指相对正面的结果，尽管并非预期，而“后果”则指意料之外的较负面的结果。因为这两种结果相互联系，我们就在下文中一起讨论。有些在前文中已触及的结论在此重复提及，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评价分析。
尽管我们不必一再重复儒教作为文化统一的功能，但我们应注意儒家的经典思想作为科举考试的审查内容，体现了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即使在科举体系建立前，汉朝早期的察举制度下的审查官也同样会在面试中考察被试者对于儒家思想的掌握。
科举制度产生了独特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这一阶层由三部分人组成：第一是士大夫，他们通过科举考试，在官场中任职；第二是有抱负的年轻人，他们寒窗苦读，励志通过科举入仕为官；第三是已退休的官员。这些士大夫辅助君王，成为国家实际的管理者。无论王朝如何更替，他们依旧保持了国家统治机制的延续性。总的来说，文人阶层的领导是确保社会秩序稳定的关键。
科举制度还产生了一个“单一职业”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入仕为官才被视为真正的成功，除了能拥有大量的赏赐之外，还能享受常人无法企及的特权。其他所有职业，就算是家财万贯之人，都一样受到轻视。没有被科举授予功名的人，即使家庭富裕，也无法享受同等的权利和声誉。尽管1451年后，财富可以用来买官，却也不能买到通过科举考试而成功的人所享有的尊重。
国家通过科举制度控制社会流动导致了政治上的成就远胜于经济上的成功，同时也造成商人阶层在社会中地位较低，以致每一位从商的父亲都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努力读书，通过考取功名来光耀门楣，以提高家族的地位。
因为昂贵的教育开支，使得本应重新投资在商业中的资金被转移，最终致使财富很难代代相传（加之许多商人的儿子长大之后并不希望子承父业）。
由于知识与脑力以及父亲通过科举而得到的功名都是不可世袭的，所以每一代人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开始，这创造出了一种在西方闻所未闻的社会精英周期性的“向下流动”现象。
“向下流动”的结果造成的统治阶层的职位空缺，为许多有志青年通过科举入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同样的，社会“向下流动”的特征巩固了中国社会的农村基础，因为在“单一职业”的社会中，那些科举失利的人除了回到自己的家乡别无其他选择。
中国从封建时代直接过渡到“福利国家”，不同于西方通过工业发展产生的中产阶级而走向民主。
儒家思想构建了社会流动的通道，因而在既有体系下形成了稳固的身份认同以及社会本身的稳定性，直到现代中国遭遇亡国灭种的威胁时，儒家思想才遇到挑战。
只要儒家思想依然为大多数人相信，其作为国家的理念就会得到保留，即认为只有充满智慧又洁身自好的人才有资格在政府中任职。
分析到这里，我必须补充一点，国家对社会流动的掌控，不仅造成了一个“单一职业的社会”，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国家大于社会的现象。这一传统即使在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后依然难以消除。需要说明的是，这一传统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并非产生于儒家思想，而这往往被许多只凭直觉而不进行思考求证的评论家所忽略。
儒家思想是主流，但不是全部
批评家常假设儒家思想在被汉武帝立为“国教”后便成为了中国的正统学说。基于这一点假设，他们从两方面批评儒家思想：第一，它取代了所有其他学派的思想，影响了所有中国人的“单一的思维模式”；第二，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咎于孔夫子，因为他的思想在成为正统后引导或误导了所有的政府政策和决定。这个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指责值得我们深究，不仅因为这唤起了人们探寻真理的好奇心，也有其他原因。特别是孔子思想在1995以后再度被重视，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如果过去关于儒学的弊端的批评都是正确的话，当今的儒学复兴就应该尽量规避这些负面作用。
密歇根大学侯服五教授通过追溯中国各朝代的历史仔细地研究了这一问题，发现历史记载中封建中国的统治者并非一直是将儒家思想作为唯一的正统思想。
侯服五指出，首先，许多由儒学家记载的历史文献中清楚地表明，汉武帝并没有诋毁其他学派的思想，这与人们通常所假设的情况不符。汉武帝对儒家思想的兴趣仅止于公元前136年所颁布的采取儒教为“国教”的圣旨。事实上，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尽管他的丞相兼幸臣董仲舒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儒生，但是也有许多与汉武帝亲近的大臣是道家和法家思想的支持者。不仅汉武帝没有将儒家思想视为正统强加于国人并排挤其他学派，而且汉武帝的继位者也不曾这样做过。即使是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正宗儒生的汉宣帝，都不曾如此。尽管他在朝中设立了皇家朝会殿，专门用来为儒家的经典思想正名并解决其中一些存有异议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固步自封，并不盲目跟从儒家思想来处理国事。相反，他还经常参考法家的治国理念，同时，他也不愿意将儒家思想作为正统学说强加于知识分子阶层。
在之后的3世纪至6世纪的300年中，中国历经六朝的分分合合，其中见证了道家思想的盛行以及源自印度的佛教的渗入，而儒家在这一时期则相对式微。尽管科举考试在当时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儒家经典的掌握是考试的重要内容，但根据记载，儒家思想从未是决定儒生们成败的唯一标准。在这一时期，许多非儒家思想，甚至是反对儒家的学说都得以在统治阶层中流行。公元666年，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辉煌鼎盛的唐朝时期（618—907），一位皇帝将老子——这位本土宗教道教的创始人，追封为“太上老君”。
官方对于道家学说的支持一直持续到唐朝之后的朝代。例如，在之后的宋朝时期，朝廷主动资助道家典籍的编纂并支持建造道观和道家经典的藏书阁。宋徽宗甚至自封为“道君皇帝”。而在元朝，道士甚至被授予官衔及其他特权。
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仅从以上的事例中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即中国文化独特的包容性，使得儒家与道家、法家及其他学派学说并存的情况成为可能。同样，皇帝选拔不同学派的官员供职于朝廷也成为了一种惯例。这也是为什么皇帝们虽然公开承认儒学为国教，但是他们实际制定的政策却往往以法家思想作为指导原则。
在唐朝之后的所有朝代中，皇帝一直沿用一个标准来选拔政府高官，那就是通过科举录用才华出众之人。尽管科举是以明确的知识作为终极标准，但是没有硬性规定这些考察的知识一定要出自某一学派或答案要接近某一特定的观点。虽然研究儒学的历史学家和作者常常夸大儒家思想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但是回顾历史，儒学其实只能说是较其他学说更受重视而已。
儒学塑造了独特的民族性格
第一，孔子重视教育，但他却不提倡他的弟子们专攻计谋，如玩弄技巧、巧言令色，抑或吹毛求疵来攻击别人以显示自己的高明。相反，他强调的是全面教育，注重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的全面培养。他教人隐忍，告诫人们要学会包容，不可过多显山露水，要是用现代的语言表达，这就叫作人文教育。在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中，就列举了所有君子追求的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样的观念在由孔子的弟子们整理的《论语》中以不同方式多次提及。孔子毕生都在追求仁义孝道。不同于亚伯拉罕意识形态，有关“人性本恶”的说法，孔子相信人性本善，只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才一步步走向堕落，所以教育的真谛就在于净化被腐蚀的人性，使其重归本性，而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协助祛除社会环境中的不良因素。尽管“仁”的思想内涵丰富，而孔子也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在英文翻译中，它被定义为“善心”，也就是人的本性在被腐蚀前最纯真的特征。如果“仁”被视为立国之本，成为政府行事的原则，那么其结果将是“仁政”。
根据以上对人性的假定推测，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应该清除社会中那些腐败堕落的思想的影响，因此政府就担当着教育民众不可或缺的角色；人们在有益教化的社会中发展而非在孤立的环境中实现内心的满足，因此强调“人是社会中的人”的观念、而不是像西方强调个体“救赎”。除非整个社会环境被净化（通过教育和政府培养），不然个体很难被教化。如果用宗教的语言表达，就是个人的救赎离不开集体的救赎。因此，中国人视集体福利高于个人利益的观念就是来源于这一逻辑，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在密歇根大学汉学教授孟旦早期的论著中，他提到“人是社会中人”的观念建立在人性平等的基础上（这与一般西方人对儒家思想的印象恰恰相反），其结果是通过适当的教育（借用经济学的术语，称为“社会附加值”）帮助个体发挥潜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从此最终确立起社会的规范。从儒家的观点看，精英不应仅考虑提升自己的价值，更应该将实现集体的利益视为自身的主要目标。个人禀赋和成就各异，最终形成由“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组成的不同的社会集团。
第二，孔子的集大成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自古至今的兼容并蓄，就如孔子汲各家学说之长与自己的思想结合，形成了儒家思想的主体一样，同样也反映了一个兼容并蓄而集大成的特性，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本性。例如，虽然邓小平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看似是为了向西方思想看齐，实际却恰恰集中体现了中国人自孔子开始兼容并蓄的特征。不仅如此，邓小平提出的这一目标也是一次能力挑战，因为它需要结合两组相互矛盾的思想，一组是中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时代），另一组则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矛盾的统一（邓小平改革，详见第六章之后的章节）。
第三，正如前文中提到的，孔子影响了科举制度的建立。科举制度取代了之前贵族治国的传统，采用任人唯贤的标准选拔官员。这些出身士大夫的贤能之人，是自汉朝开始逐渐实现实际管理国家的行政主体。孔子的仁政思想及其对官员提出的要无私奉献社会的要求，使得传统中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专制和残暴。此外，孔子重视御史大夫进谏的作用，它能有效抑制君主的过度集权。这样的观念也鼓励除了谏官以外的官员要注意提醒君王在社会中出现的不满。尽管谏官在每个朝代中的作用不同，但是有意思的是，每当谏官或是其他官员有意劝诫君王时，他们总是引用儒家思想作为是非对错的标准或是自身观点的佐证。
第四，也许孔子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他对政府角色的定义，在他看来，政府的职能在于推行仁义，实行善治。具体来说，政府需要在开化民智和清除社会不良风气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承担保护并滋养民众的责任。
简而言之，儒家思想的经久不衰以及一直以来中国人对孔子的尊崇，很大程度上当归功于孔子对于知识和智慧的重视。相较而言，墨子同样推崇智者和贤人，但是他的思想在其死后并没有广为流传。在当代中国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看来，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千古流传，全在于其“理想与现实并具，实际却又不浅薄的特征”。回顾历史，尤其是1995年后，儒家思想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开始复兴，笔者不禁要问，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促成了儒学的源远流长。事实上，这一因素就是儒家思想秉承了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精神的核心——兼容并蓄，即集百家之所长而不是墨守成规地局限于自身的正统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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