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的核心问题》:
从差异的一面来看,在斯巴达,只有那些生于斯、长于斯,且披坚执锐的男性才能成为公民,就像雷森伯格所说的那样:“斯巴达的公民身份是在战争与害怕叛乱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公民成为一种令人敬畏和恐惧的战士,他们统治着大多数被排斥出公共生活的人,这不仅包括不自由的奴隶(Helots),也包括生活在山村属地的边区居民(Perioikoi)。对于斯巴达公民身份来说,血统、军事、土地是获得公民身份的最重要条件。
雅典不像斯巴达那样具有勃勃侵略性,相反,对于一个主要以商业为基础的城邦来说,土地的重要性甚至也在其次。雅典公民身份主要通过三次改革得以创立:梭伦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和伯利克里改革。尤其是梭伦改革,它不仅标志着欧洲公民身份的历史开端,而且奠定了整个公民身份的话语基调。在梭伦之前,参政资格主要建立在出身和财富的基础上,但城邦是不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共同的目的和精神”的。梭伦改革在两个重要方面催生了公民身份的平等原则和建立起公民共同体。一是取消债务奴隶,即禁止把负债者变为奴隶;二是按照财富比例承担军事责任。前者使公民不至于因为经济上的债务关系而丧失公民资格,使公民团体保持稳定,使个体能够维持其独立的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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