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1760-1914 套装上下册）》：
本卷将讨论阶级组织的全部三种形式的缠绕式发展。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民族的阶级以一个相当强的面目出现，并认可在对外政策方面，其他四个有组织的运作者拥有更大的权力。这四个有组织的运作者中，其中一个主要植根于市民社会中，有两个植根于国家中，还有一个体现了二者之间的活跃关系。
2.特殊主义的压力集团。在阶级和其他主要权力运作者的漠不关心中，那些更特殊主义的政党会在基础上制订对外政策。在某一地区或国家里，经济部门、工厂，甚至个别集团都有各自的利益。最明显的是阶级小集团（fractions），即多姆霍夫所确定的一种现代资本家群体中的国际小集团，它存在于大型集团和银行之中，且后者有着全球利益。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绅士资本主义”就是一个相对明显的阶级小集团，他对英国的对外政策施加了影响（见第八章）。1890年代，三个可供选择的德国对外政策[世界政治的（Weltpolitk）、中欧的（Mitteleuropa）和自由主义的]就部分地来源于阶级小集团（见第二十一章）。相似地，韦伯认为，经济帝国主义——即他所谓的“战利品（booty）帝国主义”——的支持来源于在国家权力中拥有自己物质利益的资本家，而我们今天把国家权力称为“军事的-工业的多元体”。非经济压力集团也到处存在，出名的有与其他国家相联的人种、宗教或语言群体。
比起国内政策方面，压力集团在其他方面可能更有决定权。通常，阶级和其他更宽泛的权力运作者更紧密地控制着国内政策。压力集团也更反复无定地被激活。例如：在最近的美国对外政策中，矿业集团就影响了对智利政策；黑人群体影响了对南非政策；而犹太群体则影响了对中东政策，等等。然而，压力集团的关心范围是狭隘的：犹太人和黑人对美国的智利政策没有兴趣，绝大多数矿业集团对中东政策也没有什么兴趣。因此，受压力集团操纵的对外政策可以是一系列短而急促的结晶，几乎不存在什么总体模式。就像涂尔干所指出的：“没有什么比利益更反复无常的了”
3.国家领导人。在专业地考虑外交时，现实论聚焦于国家运作者，甚至（正像他们的名称所显示的）就是具体化了的国家。国家领导人身边围绕着高级行政官员。君主长期以来就拥有制定对外政策，包括发动战争的特权。被禁闭阶级在国内的发展认可这种特权的存在，存在到了甚至民主时代，尽管其他权力运作者减少了隔离。社会压力经常通过国家领导人自己的身份认同显露出来。这些身份认同几乎全部来自旧政体中的阶级；它们表达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合理性，以及一些他们的超民族统一性。再一次地，就像针对国内政策，特殊主义的同盟——而不是全部被控制的或全然被隔离的国家——出现了，并仍然处在高级行政官员和旧政体之间。国家领导人处理日常的外交事务，结成或破坏同盟，以及以战争作要挟，甚至，在没有与其他权力运作者作充分商量的情况下，走向战争。由于他们是通晓世界和通晓多个语种的专家，因而，他们在支配专家政治-官僚政治权力方面堪称“行家里手”，在对整个对外政策范畴的把握上拥有最广阔的视野。这样，随着他们的隔离达到顶峰，或走向瓦解，不同的对外政策便应运而生。
但是，甚至旧政体的国家领导人也被民族一国家的崛起而改变。就像韦伯观察到的，国家领导人在代表国家的同时，开始代表民族。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力开始取决于在众列强——即在这里区别出来的有名的权力运作者——的关系中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请参阅Rosecrance，1986，pp.86-88）。韦伯强调，国家领导人已经变得像帝国主义者那样活跃，并把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力认同为民族-国家的粗暴权力，意识到军事上的胜利就是最大的功绩，相应地，失败也会葬送他们（Collin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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