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智能是人类最被低估的能力之一。有了这种数百万年进化的能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能够辨清方向。这种能力和语言、数学、身体运动、自然探索、音乐及人际的智能相比，会在更加无意识的状况下得到运用。不管建筑学对于空间的知识及体验的依赖程度如何，以上原理都还没有被当成一种伦理依据。只有通过探求先例和挑战经验，才可以不断推进对于空间的领悟与了解。本书主张：空间智能和建设环境之间有比较强的连续性；建筑学和日常生活之间也存在比较强的联系。
《空间智能：建筑的新未来》概括了作为人类智能的空间智能，并认为这种能力在建筑教学和研究中拥有广泛的认知性，应当使设计实践获得启发，于社会和工程实践之间构建更加民主的连接基础。本书最后建议，空间智能应当为工程实践提供令人激动的新机遇，完成信息时代真实和虚拟环境的对接。
假如我们的祖先围绕空间智能，而不是庇护所的技术将建筑学专业化，又会怎样呢？难道许多社团认为，承认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够带来的唯一性认知是比较容易的吗？当下，我们可以拥有专注于促进和支持我们的空间利用的建筑手段吗？在每一个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时代，我们都可以道出建筑的本质吗？鉴赏家们，如建筑历史学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1902—1983）在追求英国建筑美学的延续性时，并未推进现代主义思想的工厂美学；诗人约翰·本杰明（John Betjeman，1906—1984）热情讴歌未遭破坏的自然乡村教区教堂和村庄，盛赞散发着泥土气息的真实美感。此外，还有英国建筑诗歌的作者约翰·朱利叶斯·诺维奇（John Julius Norwich，1929—）和西蒙·詹金（Simon Jenkins，1943—）等人，都揭示了这样的特殊建筑真谛。他们以此采风、讴歌和探讨，把这个当成其社区的大众文化加以宣传。至于说到艺术领域，建筑学的教义即由这些建筑体营造和发扬的，它们如此可爱，以至于经受住了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的发展造成的破坏。查看这些建筑便是在考古前一代的空间智能——这可以让我们一直追溯到正在运用的空间智能的最初形式，如探索拉斯科洞窟（Lascaux）（法国西南部多尔多涅地区的洞窟，内藏旧石器时代的壁画）中的我们的祖先。如果景区讲述的一些事情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而探索或许也无望，里面的游客就不会少。我们必须再去了解如何叫人们的这种生活和工作需求得到满足，因为在追求建筑和“自然”之美的过程中，我们了解这一类大规模迁移的持续性——当下的归宿被排挤到了“肃穆的”教堂、“独特的”宫殿、“冥想的”画室，以及“原始、不变的海滩”、“没有人迹的”山路或“纯美的”草原。若设计满足这种需求的都市室内空间，我们就需要复核空间智能，即每人都渴望的空间奇迹的资源，但缺乏让我们一路寻觅的经验。如果我们对此体会得较好，或许可以重新打造建筑基础学问，以便专业精神可以精准地落到建筑用空间思考的功能领域，同时创造出唤醒用户空间智能的空间。
还有其他关于探索这种觉醒的理由。这里面与生俱来的危险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空间智能角色正不为人所知的层面——即关于我们如何将其作为能力固定下来，也关于如何在特定的场合令其一展真容，在对这些场合的过去有特殊意义的空间中形成个人和社区的历史内涵。殖民化是一种实践方法，它充满了特殊的（而不只是空间的）历史及其与之相伴习俗的无意识输出性。不动脑筋的空间历史的复制形成于欧洲，全球环境预警进一步升级前已对澳大利亚的生态系统造成了破坏。澳洲的气候学者指出这块大陆的唯一性：从年复一年的气候史看，澳洲完全不同于其他四季分明的大洲。南澳洲的定居者在雨季会向北扩大活动范围，认为北边有可以支持欧洲式农业的气候环境。数年间扩张做得都很好，但长期的丰年后就是“糟糕的”年景，那时的定居者便不得不南返。（回过头来看）对于这种已在欧洲根深蒂固的特殊信仰的一种理解方式是标注欧洲的空间史是这样一段未得到检验的历史：它是一个有关世界自然一面的内在化的期望体系。一个对空间智能体会更深的社会可能会问：“此种新基址会允许什么样的空间建设？”他们有可能不知道：什么样的智慧贯穿整个4万年由原住民实施的这片景观主宰史，以及为何这些人民并没有务农——即便农业活动几个世纪以来都由北方开始传播。这和丹麦人在1000多年前到格陵兰岛定居的往事极为相似。那些人先在随后的400年间逐渐减少游牧经济比重，再用400年结束这种经济模式，使得自身的人种特色丧失殆尽，而同期比邻的因努伊特人也适应了冰河时代。今天，游牧式的生活有可能再次出现……这个问题今天要如何加以留意呢? 这些都是一刀切的例子。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游牧方式是可以带给人们思考的：空间如何在新国度以不同的方式建设。人们在荷兰和德国的边界两侧走走便可以明白个大概。虽然地理特色方面变化不大，但游客经历的每个事物都有所改变。道路的外沿都有不同的大小和不同的绿化图案，就连屋顶上的瓦片模式也有改变。这都是因为地图上有一条不可见的线，一条划分出不同空间历史的线。
很多人都知道理智被重新唤醒的力量，它创造了上述的特质和奇迹。当我们还是游客时，会因为有了这些物质而感到欣慰——相信我们不得不去做的就是重温我们以往在这个奇迹国度中追求的辉煌，去复制那种纯朴有序。然而，我们无法重新创建营造了那些辉煌的思维框架，更没有支撑其的社会经济条件。
我们很快发现，为重新创建过去的辉煌而重回过去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具有的空间意识是发生演化以及继续演化的事物。以极端实际的手段我们是不可能重回过去的。只要努力，我们便可以想象以樵夫砍柴的声音在空间划出的山谷。可是，我们重温这种生命之舟所要克服的还是技术的瓶颈以及当今世界上的芸芸众生。重温可以娱乐——例如迪斯尼世界和《绿野仙踪》——如画的圆顶、炮塔和威尔士滨海小村镇仙境般的建筑外观（1925年起）——都是孤立的旅游胜地和小的模仿片段，甚至在佛罗里达州迪斯尼营建的新都市主义聚居区，都不会对我们今天倡导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而像华沙和德累斯顿这样的城市，已重新建设，以重现被战火毁坏前的城市发展风貌。然而，这些建筑上的作为并不能恰好扩展到新的领域。某些富足的民众是要依靠雷蒙·埃里（Raymond Erith，1904—1973）6这些人天才的贡献的，其设计尊奉新古典风格，标新立异而不陈腐，平易近人而不学究，打造了不少有娱乐精神的建筑以及更多笨头笨脑的设计，如：地处山形墙的槌球戏棚（Croquet Shed at the Pediment，1964—1965）、赫特福郡的独特体（Folly in Hertfordshire，1961），以及埃里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为竞标设计的合唱学校。
亨利·列斐伏尔，一个孤独的观察家，我和他开启了这项讨论，他致力于提醒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部分的空间扁平化的情景。我们需要历史学家、小说家或制片商，因为他们给生活带来往昔空间，反映了相关委托、设计和制作者的心理空间。由于建筑的奇迹作用，这些空间也全部是政治的营造物。当代建筑学者李，描述了在我们今天看来，两栋仿佛具有同样属性的建筑体——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的三圣学院图书馆、剑桥（1675—1695）与牛津大学（1707—1714）基督堂的亨利·奥德里奇（Henry Aldrich）四合院。但是，同时代人则被分成了两大敌对阵营。7对于未反映背后片断的沃伦式的正立面设计而言，支持者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者，联合起来对抗保守党在议会的各派。而对于奥德里奇更多的纯粹设计来说，支持者却都是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者，也联合起来对抗辉格党在议会的改革派。重新创建过去的方言，便是敢于重提它们在过去的意象内容，将其更多地应用于最终要靠仿造画作才会取得的真实性。后代们是无法相信这代人早已受骗上当了的，所以很有启发的是，观察任何城市，查看空间顺序的后续波形是如何被运用的。不辞辛劳的游客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发现这种上下求索的思潮。
现在让我们探讨一座收获建筑朝圣之旅的城市。通过赫尔辛基8之旅，你会注意到17世纪40年代瑞典征服者运用其“北方雅典人”思维在城市边缘修建的一条路。19世纪，这条路已演变回当初的孤岛模式，包括了一系列的大道和广场。到了20世纪，当代人更是炮制了一种“国家”风格，既有装饰艺术令人陶醉的混合风格，也深受另一个建筑上有说服力的地区——巴塞罗那省的“国家”风格的影响。这里，城市特有的街区构成新古典核心城圈，一直朝着19世纪新建的基础设施展开。在赫尔辛基，当地有先工业化再融入全欧洲的流行理念，后来发展为主要的火车站项目（1906—1916）——伊利尔·萨里南（Eliel Saarinen，1873—1950）的空间设计精品工程。也就是说清醒的观察家会看出，营造中的建筑学会受到代代建筑师的推进，随继被应用到一些强力工程的创建剖析之中，具体推进的手法完全有别于斯德哥尔摩。然后一代新人不仅更具独立性，而且和欧洲知识分子的联系更加紧密，投身于这样的建筑学：先解读当地对理念的接纳之道，再令这种学问流行于欧洲大陆的艺术界和科学界。幸运的是，火车站的杰作项目正是这样推进的。在这座城市，一代又一代的建筑师都已运用了自家于本地开发的空间智能，以其不断调节和适应很容易存续的事情——这原本就是较少受文化推进型的社会常情——即常用的“国际”方式。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1898—1976）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功的。但当城市建筑学被作为积极培养的“心理空间”产品考量时，他还称不上一鸣惊人。
笔者采用这看似迂回的办法，是要引起读者对阿尔托的关注。他的作品已经是某种成就的展示：将当地开发的空间智能纳入项目。过去这样做是因为他在回避现代主义主流观念。这或许是表达他已认识到其创造性的边缘性的迹象之一。或许还有更高明的——表达他的空间特异性，也就是他常在巴塞罗那休假时受到的感染。那是另外一座理念上具有悠久明辨和培育历史的城市——原因也在政治上——其自身的“心理空间”。在那里的盎格鲁–撒克逊最高权力与其自身想象中的全球化梦境（过去和现在）结合的背景下，安东尼奥·高迪（Antonio Gaudi，1852—1926）还能有客户上门吗？所以许多安东尼奥式的建筑都似乎有不羁之感，不落内外空间的势力或需求限制的窠臼。在赫尔辛基“文化屋”（1955—1958）的精品项目中，这一点尤其瞩目。不是说，安东尼奥曾经“收敛”其建筑的外皮，让其依照即将建设的工程的定义——深奥说来，那是功能主义采纳的反三维式的思考过程。也就是说，好像他在运用第三方的手法建设，没有去把建筑雕刻出来或依靠模型，更不用拼装或悬吊配件的手段，而是在建筑内外间营造界限之感，使得二者的空间域都能够美观而适合居住。
……
引 言
1 空间智能的机制
2 空间智能怎样构建我们的心理空间
3 时间、地点和建筑艺术三者统一体的分裂及使其重新统一的先驱人物
4 直觉：直面空间智能，追踪空间智能的作用
5 心理空间的先锋人物——空间智能应用的追根溯源
6 建筑师的新未来：从业人员的新角色
7 新专业主义——新实践性声明
图片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