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2016)》:
(三)帮助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的生态危机
对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能为我们如何解决中国道路前进过程中所面临的第二对矛盾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特别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提供启示。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今世界如此沉重的生态危机,人们都没有熟视无睹,而是提出了各种方案企图从这种危机中走出来,问题在于,这些方案真的能帮助人们消除生态危机吗?且看下述各种方案:有的人企图通过将资本主义经济“非物质化”来解决所有环境问题。所谓“非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就是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减少向环境倾倒废料的数量。将经济“非物质化”的途径就是通常所说的实施“低碳经济”;有的人企图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所有环境问题,认为只要技术改进能够提高效率,特别是能源利用效率,并且采用更良性的生产工艺,清除最严重的污染物,那么所有的环境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有的人企图通过把自然市场化、资本化来解决所有环境问题,即认为生态退化是市场化不彻底所带来的,必须在市场中内化外部成本,因此他们主张通过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更加充分地把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来解决所有的环境问题;有的人企图通过道德改革、建立生态伦理来解决所有环境问题,呼吁展开一场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把拯救地球、消除生态危机寄托于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我们不否认上述所有这些企图消除生态危机的设想有其合理性,但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的现实无情地告诉我们,仅仅指望通过上述这些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是徒劳的。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把上述所有这些途径和方法都称为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的“幻想”,是有道理的。可以说,至今人类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还没有找到真正能使自己从这种危机中走出来的思想武器。
而“生态马克思主义”给我们的启示,首先就是为我们揭示了资本逻辑与生态的内在对立,从问题的根源上思考和把握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运动的两个基本原则,效用原则和增殖原则,决定了资本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首先是效用原则,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揭露资本在本质上是反生态之时,总是这样提出问题:自然界本来是什么样子的?它与人类的关系本来应是什么样子的?资本按其本性必然要把自然界改变成什么样子?资本必然使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呈现为什么样子?应当说,沿着这一思路来思考资本对生态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思路,抓住了人与自然存在的普遍历史性质和资本的历史特定阶段性质,抓住了资本这一阶段性的主导因素对该社会形态上人的存在方式、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特有制约作用。其次是资本的增殖属性,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资本的效用原则使自然界丧失了自身的价值而成了一种单纯的工具,而与效用原则连在一起的是资本的增殖原则,又使自然界的这种工具化变得越来越严重。如果资本只是简单地利用一下自然界而已,如果资本对自然界的利用是有限度的,那么资本对自然界的破坏也会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问题在于,资本对自然界的这种利用绝不会是有限度的,资本追求的是无限的增殖,从而它对自然界的利用也是无止境的,由此带来的对自然界的破坏也是没有尽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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